宝山倒钩案车主江涛博客（宝山执法大队给的诉答辩状－用肢体动作与乘客谈妥10元）
因为好心搭乘陌生人，司机孙中界不幸被“倒钩”，为证明清白而自断小指。一个多月前，张军同样因为好心搭乘“胃痛”的路人，车子被“钩”走。钩子现象再次浮出水面， 一时，关于“钓鱼”行动非法、危及道德底线、危及政府公信力的声讨，再次风起云涌。上海，这个世博倒计时中的城市，在钩子迷局中，正经受着一场关于执法文明形象的考验。
南都周刊记者・谢海涛 单崇山 上海报道
“这是昧着良心说瞎话。”张兰平对着摄像机镜头说。10月20日，上海浦东沪南公路9758号，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外面，数十名自称遭遇钓鱼式执法的群众在此讨要说法。
张兰平手里捏着一张报纸，上写着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良民的话：绝大多数都是有人来举报后，执法人员再根据线索到现场侦查布控。发现有金钱交易了，我们才会上前抓人。
左手吊着绷带的孙中界，对着CCTV的镜头，愤怒地说着什么。10月14日，因为好心搭乘陌生人，他不幸被“倒钩”，为证明清白而自断小指。
在孙中界怒讨说法的同时，张军还在外地出差。一个多月前，这位圣戈班集团中国磨料磨具公司市场经理，同样因为好心搭乘“胃痛”的路人，车子被钩走。
张军和孙中界的不幸，使得职业、半职业举报人剧增以来，钩子现象再次浮出水面， 一时，关于“钓鱼”行动非法、危及道德底线、危及政府公信力的声讨，再次风起云涌，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一年前奉贤的钩子被杀案。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对类似事件表态。而随着闵行和浦东两区交通部门对“放倒钩”的否认，这个世博倒计时中的城市，在钩子迷局中，正经受着一场关于整体文明形象的考验。
胃痛与天冷
“人家胃痛关你什么事！？”此句出自上海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名句，目前已有私家车主将其贴在车上。这是张军的内心之痛。
9月8日中午1点，张军驾车从闵行华宁路往剑川路行驶,在元江路口等待红灯时，路边一人上来敲车门。这个30多岁的男人，表情痛苦，自称胃痛，打不到出租车，请求带他一段。由于顺路，张军经不住哀求，就让他上了车。
男子坐上副驾驶位，手指像弹琴一样，在膝上东敲西敲，不见了痛苦的表情。张军注意到他的手指，皮黑，关节粗壮。他有点怀疑，男子是不是小偷。
车子开到北松公路右拐，至北松公路1358号，上海中马皮件有限公司过去一点，男子要车停下，往后倒。急着上班的张军有点不耐烦，一想到他就要下车了，也就把车倒了下。车子停下几秒钟，男子往外看，忽然转过头来，就拔钥匙。这时，七八个人从皮件厂跑了出来，是交管部门的执法者，说张军非法营运。
与张军遭遇“胃痛”相比，一个多月后，18岁的小伙孙中界遭遇的是“天冷”。
10月14日晚上7点多，庞源建设机械工程公司司机孙中界，开着公司的金杯面包车，沿闸航路从闵行区驶向浦东航头镇。“到召泰路口时，一个男的冲到路中间拦车，我只好先停车。”孙中界说。“他说要去航头，等了一个小时也没公交车，也叫不到出租车，天很冷，问能不能捎他一段。”三天前刚到上海的孙中界还没作答，对方就拉开车门坐上来。
孙中界听说过“钓鱼”抓黑车的事，还问了句：“兄弟，你是不是‘钓鱼’的？”对方没应答。在车上，两人交流不多，对方问孙中界该给多少钱，“我7月才拿到的驾驶证，技术还不熟，只顾着开车，没回答他。”孙中界说。
车子开到闸航公路288号附近，罗宾木业的广告牌下，男子让停下，“车停稳后，他左手把一张钱放在车前台面上，跟着侧身用拔车钥匙，左脚也伸过来死死踩住刹车。”
紧接着一辆绿色商用车从金杯车右侧冲出，斜停在车前，车上下来六七个人，把孙中界从车里拽出来，刚掏出准备报警的手机也被抢走。孙中界挣扎了两下，就被反剪双手押进了另一辆车。该车沿闸航路向东开了几十米，拐入一条胡同，孙中界又被押上一辆埋伏在此的依维柯车，他发现车还上有另外一个也已经被钓的人，叫何亚雄。
在车上，几名自称执法者拿出写着“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调查处理通知书等，要孙中界签名。孙看到有图章敲着“该车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的字样后，拒绝签字，并继续要求报警。但对方拒绝归还手机，禁止他下车。“一直呆到快九点，我要小便，但他们说不签字就不让下车。”孙中界说, 当时没有人出示任何执法证明。
孙中界回到公司，向哥哥孙中记讲述了事情经过。“你傻啊，不知道现在好事难做么？”孙中记只能这样训斥刚成年的小弟。孙中界回到住处，一腔愤懑无处发泄，他把左手放在案板上，右手举菜刀砍向小指。“我只能这样表清白了。”孙中界说。
他们的维权之路
9月9日，张军的维权之路，是从向闵行区建交委交通科反映情况开始的。交通科的万科长说，没有雇社会人士诱骗车辆，“很可能是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配合执法”。5天后，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他被“强制性要求”放弃陈诉和申辩的权利，否则就无法取回车。当天下午，他无奈缴纳了1万元“罚款”，开回被扣押一周的福特车。
在现实空间维权受挫以后，张军选择了网络。9月10日晚上，他在“爱卡汽车网”发帖：“善良的被骗”。第二天，该帖经韩寒博客转载后，阅读量迅速超过了20万，上海媒介随即跟踪调查，舆论大哗。
9月23日，在媒介的帮助下，张军联系上了北京法律学者郝劲松，这位“复式诉讼”理论的提出与倡导者，曾七次提起公益诉讼，状告国家部委及垄断集团，并介入陕西华南虎案件和杨佳案。
郝劲松接受了张军代理诉讼的请求。在他看来，当前的中国，很多人都习惯了逆来顺受，当权利被侵犯，当法律被践踏时，他们保持沉默，而张军保持了清晰的痛感，并坚决抗争，他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堂堂站立的纳税人。
9月28日，郝劲松来到上海，和张军一起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退还罚款。10月9日，该案立案。
而孙中界的维权之路，从14日深夜开始的。孙中记把弟弟送到医院后，赶回公司所在的闵行区鲁汇派出所，以汽车被抢为由报案，但被告知应该到事发地浦东新区报案，但浦东新区航头派出所告诉他，那边也是执法部门，直接过去交罚款就好了。
10月16日上午，孙家兄弟来到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查看问讯笔录后，孙中记认为对方在有意引导孙中界承认开黑车，拒绝签字。
10月19日上午，他们再次来到执法大队，意外遇到了十余位车主，其中丁德真、吴大鹏等人在几个月前被扣车，已交过罚款，但都坚持认为自己是被“钓鱼”，他们看到孙中界的新闻，自发赶来，希望也能讨个说法。而车主高席宾、张兰平等人则在最近被抓。
所有人都一脸愤怒，承包污水处理工程的浙江人邹长根喊着“土匪”跳下出租车，他甚至带来了十几名工人以壮声势。10月14日晚，邹长根开着一部江陵越野车在闸航路被钩，“他没掏出钱，外面人就围上了，我车上还坐着三个工人，装着生产工具，怎么可能是黑车，我的工人还被打伤了。”
与浦东受害者彼此取暖相比。张军的遭遇被媒介披露后，也先后有10几位受害者找上门，这些人中，有被倒钩时老伴胃癌手术，车还是抢走者；有被暴打，两审败诉者；有被倒钩后丢工作，夫妻不和的……他们的遭遇，让张军心酸。
钩子之说的罗生门
10月19日，在孙中界在执法部门做笔录时，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良民接受采访时表示，执法大队不可能雇人当“钩子”。此前，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朱伟忠把当晚的执法行为，解释为具有即时性特点，基本有车子行驶至检查点，执法人员就上前予以询问。
而在一些司机看来，该说法并不能服众。做石材生意的江苏人丁德真2009年3月18日被抓车，在其《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视听资料”被作为非法运营的证据，但丁德真咬定绝没和搭车人谈钱，并要求执法大队出具证据。但至今还没看到证据。而“视听资料”作为证据出现，也使司机们断定自己是被“钓”到的，“哪有热心市民搭车还带录音笔的？”
而在一些市民看来，张军、孙中界事件中，现场设伏地点之专业，抓捕配合之熟练，均非即时性执法所能解释。
在张军事件中，据记者现场调查，事发地北松公路1358号上海中马皮件有限公司处，以及马路对面，北松公路1501号上海华银日用品有限公司，是有关部门经常抓车处，钩车时，执法车多藏在它们的院子里。
在孙中界事件中，事发时，有车从罗宾桥上冲过来，而在闸航公路以东几十米远的一条胡同里，同样埋伏着执法部门的另一辆车，堵住孙车前往航头镇的去路。
而何亚雄的经历似乎也能说明玄妙，何亚雄当晚开车，行至先新路召泰路路口时，被一名年轻男子拦下，“他说要到航头，那边老板有急事。”何亚雄于是带上了他。车拐上闸航路向东行驶至同一地点时，搭车人说到了，何亚雄减速靠边，此时一辆车从罗宾大桥驶来，车上突然冲下七、八个人......
据事后何亚雄与孙中界对证，两人被钩的时间相差半小时，遇到的钩子，都是“20多岁，短发向上翘，背着个黑包”，他们怀疑这是同一人。
而据航头镇多名司机介绍，孙、何被钩处, 为执法部门多次设伏抓车处。今年7月21日，航头镇海桥村的桃农唐茂福从鲁汇镇送桃回来时，开到离“南汇人民欢迎你”招牌不远处，看到一个带着数个工具箱的人恳请搭车，那人一上车，就掏出手机，按了几下，没说话。车子开了不到三分钟，经过罗宾木业的广告牌时，前面的小胡同里，开出一辆金杯面包......开了30多年车的他，第一次因为好心撞上了钩子，老婆哭了几天，家里5000斤桃子，因为没车运输而烂掉。
4038的15次
附近居民、司机反映，执法部门一再否认的钩车现象，在上海一些郊区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航头镇，一般黑车司机都被钩过，海桥村人施培成以15次被钩记录，成为名人。他的QQ车号苏AM4038，其最末几个数字4038，甚至成为他的代号。
这个身患糖尿病而不便从事重活的农民，自2006年开黑车以来，欠债也达十几万。2007年他被钩7次，其中一次，车子被关4个月，仅停车费就达6000多元。每一次被钩，他几天睡不着，他认为被钩子盯上了，把不幸归结为“太老实”与“命不好”。
有时，在路上，他也怀疑乘客是钩子，但他知道逃不了，就老老实实就范。他为数不多的反抗是，今年4月晚上，在航南公路上，他拉了3个人，途中他们让停车。他不停，结果被人掐住喉咙，十分钟后，执法车辆就赶来了。后来他喉咙痛了三天。
而在南汇，甚至行政执法人员也会被钩住。南汇区土管局的行政执法人员潘世恩，10日晚上7点，在南汇西乐路口红灯处，一个背书包的小伙子，请求带一程，直接上了车，问他什么话，也不大说。车子从人民西路开出两三公里，到了“小二兆”，小伙子说到了。车停了下来，后面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潘世恩以为是查酒驾的，就跟着上了执法队的大车，在车上，他们把潘的行政执法证在手里拍拍：“跟我们差不多嘛。”潘世恩说：“我本身也是执法的，但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执法的。”
黑龙江人吴大鹏，在附近菜场卖肉，2009年7月20日，他开着一面包车回家，被一名男子拦下，因为顺路，就带上了他，到横桥路目的地时，搭车者说要给钱，“我就说你下车给我买包烟吧，他扔了100块钱在车上，刚放下就从另一辆车上冲出一帮人，连拉带踹把我摁住了，搭车那小子还在旁边拿拳锤我。”
拉扯中，吴大鹏的金项链丢了一截。当时吴大鹏也想过请律师打官司，“联系到一个，律师费要6000元，也要折腾两个月，停车费一天就48元，还不如交罚款。”十天后，他交了一万块罚金，把车开回，“没车做不了生意，损失更大，但这口气咽不下啊，我在执法大队门口守了两天，堵拦车那小子，当时就想弄死他，后来我媳妇怕出事，把我在家里关了几天。”
至于钩子和执法部门的关系，《南都周刊》记者去年调查时，奉贤区一位前钩子头罗雄透露，是一种松散的关系。执法部门知道大多数钩子的名字，对于骨干钩子，则将其身份证复印件存档。平时，钩子头通过电话管理他们。每当执法大队有抓车任务时，先确定好地段，再由钩子头带着钩子，前去踩点，再和执法人员商定具体地点。
据罗雄透露：钩子每钩一辆车，500元奖励中，大头归钩子头，出手的钩子可分两到三百。一个成熟的钩子，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钩子头则可年入十几万。而执法部门，一辆车罚款1万元。
由于被扣车辆甚多，浦东新区甚至出现了帮人“捞车”的行当。《南都周刊》记者联系到一名据被扣司机说可以帮忙“捞车”的人，对方在询问了记者的来意甚至籍贯后，表示自己和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某大队长“关系很好的”，但要看过罚单才能谈价钱。
郝劲松的特快专递
10月18日，远在北京的郝劲松将19封邮政特快专递，寄往上海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下列信息公开：
从2007年至今，共查获“黑车”多少辆次？罚没款金额多少？上交财政的金额多少？财政返还的金额有多少？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每年下达的罚款指标是多少？有多少位“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假扮乘客配合查“黑车”？对其相应的奖励有多少人次？奖励金额有多少？“乘客”在接收奖励钱款后是否写有收条并签字？
郝劲松认为，“倒钩”是“栽赃式执法”的典型表现，与行政执法的正当性不相符，必然导致政府权威及其公信力的丧失，危及社会道德、诚实信用及公序良俗。
而面对着官方一再否认钩子的存在，以及过去若干类似诉讼的败诉，张军很是纳闷。特别是，自10月中旬以后，张军感到上海一些报纸的风向开始变了，他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觉得，有人经过各种渠道调查他。
同样受到打击的还有孙家兄弟。10月20日上午，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对外公布：“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孙家兄弟闻讯后，“我们当然都很气愤，但想想也在意料之中，现在希望全社会都能看到我们。”
前一天，张军和记者谈话时，提起 9月8日元江路口的监控录像。“闵行城市交通执法大队刘大队长在电视上说我招手拉客，如果调一下录像，就能证明我不是。”那个路口，一幅大型世博广告让人印象深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10月20日，郝劲松通过电话查询，确认19封邮政特快专递,已寄到上海各区县交通部门。按法律规定，各单位将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