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陕西的周小玮，一个看似很文静的女孩，近日向记者诉苦。
“大学毕业后去了广东东莞，在一家鞋厂上班，试用半个月，正式干活不到三个月，老板突然不见了，一个管事的人说企业倒闭了，让大家用没卖出的次品鞋代替工资，走人。”
无奈之下，她来到了山东，在一家韩国人投资的工厂工作。“这次更短，上班不到两月，厂里就传说老板早去韩国不回来了。”
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以下简称思源所)，拥有全国惟一一家跟踪法院立案公告建立的破产数据库。今年1月5日，思源所的破产数据库照例独家报告了去年全国破产立案数：2434件，比2008年下降了521件，下降幅度为18%。数据库还显示，从1991年起，全国破产案件数连续6年大幅上升，200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8939件，此后从2002年起，连续五年下跌，2007年新破产法实施，破产案件数稍稍上升，此后又连续下降。
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倒闭的不少，进入法院立案的破产案件为什么连年下降？
全社会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
破产法专家、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尹正友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有设立就有退出，有出生就有消亡，破产法就是规范企业如何退出市场如何消亡的法律。不仅如此，破产法中的和解和重整制度可以挽救企业，使其获得新生。破产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重要的一部基础法，很多人对此认识不够。”
尹正友说，在企业设立时，要进行工商登记，涉及某些行业还需要相关行业的审批，相对比较规范，但在企业退出环节需要做什么，却被大家忽视了。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曾对2008年全省涉债务案件企业做过调研，调查显示：80%以上企业对破产程序存在认识误区。企业普遍把破产等同于企业死亡，诸多民企对破产法中的重整程序和和解程序了解甚少，破产保护的理念还尚未植入当代浙商的商业文化中。
对破产法认识的程度，从立案破产案件的区域分布中可以看出来。思源所的破产数据库显示，近15年来，累计破产案件最多的是山东、河北、江苏、河南四省，这些地方市场经济容量大，人们市场经济观念比较强。排名最后的是宁夏、海南、青海、西藏四个省区，这些都属于市场经济运行和理念都相对欠发达的地方。
在破产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看来，与其说对破产法重要性认识不够，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的表现。比如，消费观念不成熟，有些人还不起钱就赖账，有的人宁愿逃债免责不知可依法免责；此外，金融体系有问题，有的人买了100多套房子，银行也敢巨额放贷。
企业法定代表人不愿立案破产
尹正友在做大量调研之后发现，有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不规范行为，害怕一旦申请破产，不规范行为会暴露于天下，给自己带来麻烦。
“依破产法规定，一旦企业申请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未经允许，就不能随意离开，要回答债权人会议所提的问题。”尹正友说：“正是这种要求，限定了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的自由。他们不愿进入破产程序。”
思源所透露，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曾做过统计：2008年仅上半年全国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而这一年，企业破产立案总数却不到3000件。很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企业并未申请破产，而是采取自生自灭的方式退出市场，有些企业主甚至卷款而去，恶意逃债，搞体外循环。
破产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欣新在企业调研时发现，有时候是否选择申请破产，无论债权人还是债务人企业，也都是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决定。他说：“债权人通过担保或其他方式强制执行，比通过破产程序获得多时，他不愿申请破产。相反，如果债权人发现企业财产不多了自己权益可能受损时，他就会申请破产。相反，债务人也一样，能清偿个别债权人，企业经营资格能保留时就不会申请破产；如果企业经营困难债权人太多，个个纠缠，疲于应付，他就会申请破产。”
“法律应当是长牙齿的，该破产不申请破产，企业主或者实际控制人应该负有一定责任”。据王欣新介绍，在德国，一旦企业发生破产原因，董事会若不申请破产，导致债权人损失扩大时，董事要为此承担责任；如果是因此造成严重后果的，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在香港，应申请而未申请破产，董事对职工债权也负有连带责任。
事实上，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尹正友期望这些从法律制裁角度迫使债务人申请破产的做法，能够出现在将来的破产法司法解释中。
“其实可通过建立个人信用体系来制裁。将企业主的不诚信行为和他享受的公共服务甚至日常生活相联系。”尹正友说：“比如，这类人再去贷款时，利率要提高；购买保险时，提高保险费，甚至登机时，安检要格外严格。”
法院审理破产案积极性不高
据尹正友介绍，过去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是严把受理关的。因为曾经有很多企业是假破产、真逃债。但现在是市场经济，破产法要求法院依法受理各类破产案件。有些法院还没有从过去观念中转变过来。
一位律师告诉记者，他两年来去法院申请四次，分别是四起破产案子，法院都不受理。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大多是政府交办的国企重整案件，而对于民营企业的破产，很多法院一概不受理。
“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积极性不高，与诸多因素有关。”王欣新说，“审理破产案件，工作量大、耗时长、难度大。而对法官的考核按结案率、办案数，有些破产案件一审几年。”
他介绍说，在日本，曾用6年审理终结了一个企业破产案；在德国，曾有一个破产案，审理了8年，还要再用8年才能审完。
北京一位法官对记者诉苦，法官审理破产案，人少案多压力大，而且很多时候不仅涉及破产法，还有许多其他情况是法官难以解决的。比如职工安置问题、职工工资拖欠问题，有时还有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考虑。
尹正友建议，在法院中设立专业破产庭专门审理破产案件，对这些法官的考核另行制订标准。据他调查，现在有些法院在努力，但数量还是太少。
政府“消灭”了一些破产案件
思源所将陷入破产的企业比喻为“地雷”，破产处理工作如同主动“排雷”。但有些地方政府认识不到这点，害怕“排雷”，害怕影响政绩，对企业破产讳莫如深。地方政府要想为破产案件审理设置障碍办法很多，只一个理由要维护稳定就可以了。现在新破产法实施，市场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政府不应过度干预法院审理破产案件。企业申请破产，无需政府同意。
“之所以金融危机情形下，破产案件不升反降，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该由法院审理的破产案件，政府代替做了。”李曙光说。
已经倒闭的很多企业，其中有不少是注销或者吊销执照。政府通过行政处理方式，让一些没有经过债权债务清算的企业退出了市场，但这些债权债务仍然存在着并没有解决。
“破产案件少，政府还起到了积极作用”。尹正友正在研究一个课题：政府在企业破产中的作用。他说，美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通过注资、重整使一些巨型企业没有破产，比如通用、AIG。在这一方面中国做得更好。政府推出的十大振兴计划、4万亿投资，使很多企业重获了生机。他建议对于巨型企业，因涉及面太广，即使经营出现困难，也要帮其渡过难关，而不是推向法院审理破产了事。
|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