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整肃地方融资平台

　　1月27日，湖北省人大分组审议会上，一位某大行湖北分行行长透露，中央近期将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防控被列入主要议题。

　　这位行长引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前一天召开的银监会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发言称，国务院担心，地方融资平台有可能成为国家的一个大包袱。

　　就在同一天，一名商业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前一天晚上“接到上面紧急通知”，该行同政府融资平台的新合同一律不能再签了；已经签的合同中，没有放出去的贷款也不能放了。

　　记者从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研材料中获悉，在去年9.59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占比约40%，总量近3.8万亿元。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约为6万亿元。

　　“停贷”紧急通知

　　“中央要正式对地方融资平台动刀子了。”前述某大行湖北分行行长表示。他透露，最近中央正在筹划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对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防控、通胀及货币信贷政策等热点问题做出决策。

　　“3月全国‘两会’前后，相关政策会明朗化。”他善意地提醒在座的地方官员，在政策还不完全明朗的时候，可能还有最后一波机遇，“春节前项目融资能上的就尽快申报”。

　　而一名银行内部人士则告诉记者，相关监管机构(央行和银监会)已经下发“停贷”紧急通知，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项目贷款，新合同一律停签；曾经签过的合同，“比如我原先承诺你10个亿的贷款，现在只放了7个亿，那么剩下的3个亿就不能放了。”

　　仅去年6月底，地方融资平台的总资产约8万亿元，但负债已经高达5.26万亿元。这其中，地方政府以财政拨款、土地划拨、股权划拨等形式出资占比约20%，其余筹资则主要依靠银行贷款。

　　此前，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曾在讲话中提出，“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

　　记者获悉，央行在上个月曾飞赴负债情况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情况进行了调研。一位参与调研的研究人士告诉记者，相关部门对地方融资背后的银行资产质量忧心忡忡。

　　“地方融资平台的城投债风险引发的地方财政隐患，以及地方融资平台收益风险，已经成为有关部委关注的重点。”上述参与调研的人士称，主要解决地方项目资本金问题的城投债所带来的中长期政府负债风险，也正在引起财政部门的高度关注。

　　一方面，如果融资平台破产，将会波及相关金融机构；同时，负债膨胀将导致地方政府选择加税，从而引起诸如挤出民间资本、企业利润下降、失业、社会不稳定等一连串负面影响。

　　地方项目或陷入收尾困境

　　记者了解到，4万亿救市计划中的中央项目，将不受到影响；而对于已经步入融资环节的地方政府项目，金融和债务融资渠道的停闸将使项目计划陷入困境。

　　“对于国家来说，现在防政府性债务风险是对的；但对于地方来说，融资上项目、抢机遇促发展也没有错。”会场上，一名地方政府官员如是说。

　　更让地方官员担忧的是，过去签订的贷款合同将面临停贷，这使已经开工的地方项目建设面临“烂尾”风险。

　　上述行长认为，目前部分地方政府的项目计划往往有盲目性，一旦政策方向发生改变，前期的投入就会造成浪费。

　　但他同时表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有自己的苦衷。“现在中央出台支持地方发展的政策，没有一个不是要求地方进行资金配套的，但现在分税制下，仅凭地方税收收入哪里有能力配套？”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第二年，《预算法》亦正式执行，其第28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前述行长认为，如此约束之下，当现实的融资需求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时，地方只能创建自己的融资平台，采取举债的方式去融资配套。

　　这种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结合的模式在4万亿救市计划中加速膨胀。据央行统计，目前全国已有3800多家地方融资机构，管理总资产达8万亿元。一位研究人士则表示，如果加上县区甚至乡镇的融资平台，实际数目要远远多于3800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认为，地方政府应仿照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制度，构建相应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以及反映政府经济活动的相关报表。此外，政府性债务应全部置于财政部门和人大的监控之下。

　　“作为融资模式创新的产物，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防控，应放在全国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视角下来进行。”一名在场的湖北省人大代表对记者表示。（本报记者 周呈思 武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