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孩子！这世界咋被爸妈整成了这样！眼看着恶魔举刀奔你，爸妈却梦魇一样迈不开脚。嚎啕复嚎啕，跺脚再跺脚―― 一次次，一批批，童血，太稠太黏，恶魔却乜着眼、眨眨眼轻快地滑行……
对不起，孩子！他，原本和爸妈一样，什么都要“最好”、“第一”，欲望被旺旺地煽起，又被社会高高抛下……也许有人伤害他，也许伤得咬牙切齿，但怎么可以因为胆小，不敢面对施虐的，却拔刀向更弱更无辜的？！
对不起，孩子！营救时间已过，程序升级了，老鹰捉老鸡，老鸡杀小鸡，看客笑嘻嘻。
童血，太稠太黏
――不再是
游戏！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这世界咋被爸妈整成了这样！天，早不给你们蓝的了，地，也都上了药；水，早已把人间脏物越洗越脏。 而今，连你们的命，都朝夕难保！
对不起，却还要你们做个好孩子！
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忏悔时间已过，童话已经改版：“凶手对着全班孩子的眼睛、头部一个一个地捅，刀刀都在颈部以上……孩子们没有眼泪，只有恐惧，无尽的恐惧……”
决东海之水难洗爸妈这一代的羞辱，罄南山之竹难书爸妈这一代的忏悔――对不起啊，孩子！对不起！让你们蒙难的不是社会的动荡，而是我们的失败！
(主笔 胡展奋)
别再让孩子为我们的过错埋单
“那些花季的孩子，那些稚嫩的生命，为何一次次成为行凶者砧板上的鱼肉？在淋漓的鲜血面前，让孩子免于成为无辜受害者的恐惧，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生命，在为成人世界中的罪恶埋单。孩子，这是我们的过错，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儿童节，请接受我们的道歉。
记者/季天琴
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这次写的不是童话，是歌词。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上学去啦。
希望这不是永别，
我要活着回家。
亲爱的老师校长，
我来上学啦。
您不能让坏人碰我，
我要活着回家。
亲爱的叔叔阿姨，
我在上学啊。
您有不满×××
我要活着回家！”
没什么比孩子的苦难更触痛我们，没什么比孩子的安危更揪人心。在江苏泰兴血案后，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为这些一连串的校园惨案写了这样一首词――《我要活着回家》。
“远方的人与我们有关。”如果你有鲁迅的这种精神，你一定会清晰地记得，4月28日，福建南平小学生血案杀人凶犯郑民生被枪决，那一起惨案里，死亡9人、受伤4人。
郑民生的弑童案就像一个噩梦的开端，似乎成了那些雷同血案的导火索，模仿者们看到的是一种报复社会的手段――拿最没有抵抗力的孩子下手，或者说，选择社会最脆弱的地方报复社会。
对于郑民生的处置，“从重从快”的好处显而易见，疮疤可以很快被掩盖起来。在从不缺乏谈资的现代社会，一度笼罩在校园惨案上的血色和恐惧无疑将很快变得模糊不清。
然而，“从重从快”并没有阻止类似事件一再发生。郑民生伏法后的24个小时里，广东雷州和江苏泰兴一下子又冒出两个“郑民生”。难怪有网友感叹――他还魂也太快了。
他们，似乎把郑民生作为了榜样，以最恶毒的方式和这个世界道别。
在不惧试法的郑民生们身上，暴露出的不止是学校管理的脆弱、心理变态的疯狂，还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端倪。
与疮疤一起被掩盖的，还有郑民生们的诸多特性。人到中年，事业失败、婚姻失败、家庭失和、人际关系紧张、报复幼儿等无辜弱小者……对照前后数起事件，诸多因素惊人相似。
对校园的杀戮，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脱。无论受到何等挫折、不幸、不公，都不能成为滥杀无辜的理由。然而，当效仿者接连而起，当校园血案被一再复制时，除了要求严惩作恶者的愤怒，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反思？
“那些花季的孩子，那些稚嫩的生命，为何一次次成为行凶者砧板上的鱼肉？
在淋漓的鲜血面前，让孩子免于成为无辜受害者的恐惧，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生命，在为成人世界的罪恶埋单。
孩子，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儿童节，请接受我们的道歉。 ”
惨案发生后，有些部门还在推责
在4月28日的雷州一案中，陈康炳在下午3时左右的上课时间，携带藏有60厘米长刀的背包，乘坐两轮摩托至校门口下车，堂而皇之进入当地重点小学校园，未遇任何阻拦，到达教学楼五楼五年级(7)班教室。他持刀砍伤15名学生和1名男性美术教师。
在事件中，保安连最基本的入门登记手续都未履行。
同样，在4月29日的泰兴一案中，31人被砍伤。如果侧门按规定上锁，凶手徐玉元或许也难轻易进入。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刚刚开始人生的鲜活生命，都有一个个充满期待的家庭。
但惨剧仍难阻止。4月30日，在徐玉元被批捕的当天，因征地拆迁纠纷心怀不满的山东省潍坊市尚庄村村民王永来，骑摩托车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随后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抱住2名学生点燃。学校老师奋力将学生抢出，王永来则被当场烧死。
一周后，血案再度发生。5月12日，富裕的农村商人吴焕明手持菜刀，冲进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一家私立幼儿园，造成9死11伤。这已是50天来连续发生的第六起校园惨案。
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校园安保问题，终在经过30年断断续续的热议后，在2010年全国连续6起惊天校园惨案的血泊之中上升到“国家高度”。
“打”和“防”是这场运动的关键词。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称：“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
对此，资深媒体人程鹤麟称：“我很感动。但我觉得关键还是防，因为那些杀童的王八蛋根本也不想活了。”
问题是，这种运动式的严打能坚持多久？因为这场运动需要铜墙铁壁式的安保、充足的警力、雄厚的财力。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2004年的4月到10月，在北京、江苏以及湖南等地，先后发生了至少7起的校园凶案，100多名未成年学生死伤。然而，校园伤害案势头被遏之后的数年间，各地公安机关和各学校，逐渐在平静之中再次放松了警惕，直到新的悲剧刺激。
南平惨案发生之后，恰恰还有一些部门在推责。有人就说，责任不在教育主管部门，有的说公安部门管不过来，有的人说责任不能归学校，还有的说家长也有责任，有的还说社会也有责任。
这样的推来推去，最终就把孩子的安全推在脑后，推在了悬崖边上，最终把政府的安保责任推在脑后。
在泰兴惨案发生后，有网友建议“把政府和幼儿园的安保力量对调一下”。
年届不惑的失意者们
《新京报》记者孔璞用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形象来描述郑民生，“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内心变异和丧心病狂只是犯罪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便是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和被抛弃的孤独感。
通观此前媒体的报道，除广西合浦凶杀案犯有精神病史外，其他人均无精神病，但他们有另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所谓的“失意者”或正在经历挫折的人。
福建的郑民生曾是一名社区诊所医生，这个42岁的未婚医生，于去年辞职后，一直处于待业状况。他做了18年的外科医生，和哥哥一家三口、80岁的老父亲在61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0年。从1990年住进楼里起，基本上是夏天住走廊，冬天住客厅。
雷州的陈康炳是一名教师，33岁时查出乙肝，病休。他得了乙肝后，学校同事都不愿与他一起吃饭或说话，更糟糕的是，陈康炳此前有一位女友，在他病休后两人也不欢而散。
泰兴凶案的制造者徐玉元，今年47岁，无业。他原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于2001年被单位辞退，此前还曾从事过违法传销活动。
那些惊人案件中的凶徒，有失业的，有久病的，有被拆迁的……多数性格偏执或近于偏执，往往只是一时不能自我化解心中块垒，便心起报复社会之念，而且只敢将屠刀伸向比他们更为柔弱的生命。
作为离职医生的郑民生和作为乡村教师的雷州血案凶犯，无疑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当他的怨愤需要无辜者来埋单时，这种“无差别杀人”的恐惧就势必加剧人们彼此防范的心理，也必然增大社会群体间的裂痕。
可以说这是社会转型期的代价之一吗――这样的代价过于沉重。郑民生们由普通失意者骤变为杀人恶魔，折射出积存已久的社会危机：40、50人员的就业问题；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对人性的扭曲；底层百姓情绪无法疏导而积聚起来的社会戾气等。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个月内的第五件校园惨案(“陕西汉中案”)发生的次日通过凤凰卫视讲话，表示要正视事件的根源，在加强治安措施之外，探讨“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南平血案爆发后，一位中年妇女向正在医院探视伤者的南平市市委书记喊冤，因她年仅8岁的女儿遭歹人强暴，案犯至今仍未得到相应的惩处，她请求政府严处犯罪嫌疑人。工作人员当即上前将其架开，令其去相关部门申诉――假如相关部门能够尽快解决问题，相信这位女士就不必行此下策――喊冤，此女高喊：“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如果你们不管，我也会去杀人！”
原来，第二个郑民生的诞生就是这么简单。
社会的秩序与理性的建立，来自每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救济，尊严能够得到保障，不管这个人是平凡还是出众，也不管这个人是卑微还是权贵。
减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区心理干预、实现权利诉求自由表达，这些工作应该主要由政府承担。
“每个人都是体制”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郑民生们的病态和仇恨是如何炼成的？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关照郑民生这样的社会边缘人？而一旦与郑民生处于相似境地时，我们又如何自处？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既是郑民生们所制造惨案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制造郑民生们的整个社会的参与者，我们甚至可能自己就是郑民生。
专栏作家连岳在《我们都是体制》里说：“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郑民生在庭审中反复强调，觉得一切悲剧的肇始都是“社会的冷漠”；当十余名学生的血滴溅落在刀口之时，他也觉得不后悔。
郑向警方供认，作案动机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家里也穷，女友迟迟不肯跟他结婚。这样40多岁的男人，事业、婚姻都无成，房子也没有，又没有人给他温暖。
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关心像郑民生这样的人？到底是郑民生抛弃了社会，还是社会抛弃了郑民生？
当全社会以财富为单一的成功标准时，没有财富就无从谈事业的成功、家庭和婚姻的幸福以及个人的身份地位。当这种价值观以种种物化的标准，譬如房子、车子以及现实婚姻和他人评价等横亘在郑民生面前时，他显得如此地多余和不堪。
弱肉强食成为一种价值观。每一个人既是这种社会氛围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感到被“抛弃”了的郑民生，没有想着通过努力再找一个女朋友，而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失败，并最终选择了向更弱者泄愤。
然而，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自省：
郑民生们将自己的不幸归罪于社会和他人，但我们是否也常常将种种失意的原因轻易从自身撇清，简单代之以社会不公？
郑民生们时常病态地怀疑周围人对自己图谋不轨，而我们又何尝不是经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人？
当这种情绪泛滥时，郑民生们是否就有了一再诞生的土壤？
社会学家于建嵘由此感慨：反社会人格背后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崩溃。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
这种失范的社会心态引人担忧。当人们面对困境时，不能通过自我的努力对人生担当，弱者又该如何免于被欺侮蔑视、被抛弃的恐惧，我们又该如何免于血案恶性示范的恐惧呢？
憎恨是暴力的近邻，只能呼唤良心的力量，呼唤人道和爱，它至少可以使我们暂时免于恐惧。▲
要更多的反思？
尚庄的平静与不平静
在受伤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眼中，行凶的王永来，是理所当然的“坏人”，但王永来已死，他们的怨恨，似乎就再难找到发泄的对象，他们也不知道，现在，谁应该为这莫名飞来的横祸承担责任。
平静的尚庄
尚庄异常平静，除了校门口值班的警察，已经没有什么迹象能证明，20天以前这里曾经发生过凶案。而这起凶案，是近期数起袭击学生案件中的第五起。
与北方大多数农村的景象一样，尚庄村被广阔无边的麦田包围着，麦子一尺多高，一片春意。上午10点多钟，年轻人去周边工厂上班了，留守的中老年下地干活，孩子们在本村的小学里上课，一片安详。
4月30日上午，潍坊市坊子区尚庄村村民王永来，骑着摩托车闯入尚庄小学，用锤子向学生行凶，6名学生头部被砸伤。行凶后，王永来自焚死亡。关于王永来自焚的细节，官方没有正式公布，村民中流传说，王永来把自己带着的汽油浇在身上，点火自焚。5名学生受伤的部位都是头部，目前都在医院接受治疗。
尚庄小学位于村口，校舍是四五排平房，现有学生300多人，包括幼儿园两个班、学前班和6年制小学。几个工人正在修补围墙，学校铁门紧锁。门里是一张书桌，一把大阳伞，一位中年警察坐在书桌前，另一位警察站在离铁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书桌上摆着警棍和手枪，亮锃锃的钢叉靠着墙。
隔着铁门，尚庄小学一位老师简单地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他介绍说，4月30日凶案后，学校加强了保安措施，每天4名警察驻守学校，“24小时值班”。除了校门口2名警察以外，还有2名警察在校园里巡逻。此外，每天有执勤老师参与保安巡逻，同样也是“24小时值班”。这位老师说，省里派了心理老师给学生做心理疏导，学校的教学早已恢复正常。
对于当天王永来行凶的情况，以及受伤学生的情况，这位老师讳莫如深，表示一概不清楚，而学校负责人也不在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20天以前发生的凶案，在尚庄村已然成为一个禁忌的话题，记者向路边干活的村民打听，村民立即压低嗓门，神神秘秘地回答：“这个事儿，不让说。”
只有在受伤孩子家中，家长们才愿意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况。
4岁的王智睿，是这次凶案中伤情最严重的一个孩子，目前仍在潍坊市脑科医院接受治疗。事发当天，王智睿是由奶奶送到学校的，当时，学校允许家长把学生送进学校，而不是像现在，只允许送到校门口。一切如常，奶奶送完孙子，就回家帮着儿子媳妇喂鸡，一家人料理养鸡场，每天从早到晚没有闲着的时候。
王智睿家离学校大约三四百米远，早上8点多钟，王智睿的母亲于郭美听到一阵喧闹，有人说，学校出事了。跑到学校，已经是一片混乱，于郭美的4个孩子都在这所学校上学，等她打听到王智睿受伤的时候，王智睿已经被送到镇卫生所。
“人家跟我说，你儿子是最轻的一个，没出血。”6个受伤的孩子中，一个最为轻微，已经出院，其他4个头破血流，只有王智睿没有流血。但后来转入潍坊脑科医院检查后，王智睿被确认为伤情最严重的一个，颅骨粉碎性骨折，骨折的地方可能压迫到神经，让王智睿的右腿出现异常。
为啥砸孩子？
王心怡的妈妈赶到坊子人民医院看到女儿的时候，王心怡满身是血，鲜血浸透了校服、毛衣和里面的秋衣。“我一看，没死，哎呀！”王心怡的妈妈很难形容当时的感觉，相信任何父母都能体会她当时的百感交集。王心怡现在与王智睿同在潍坊脑科医院接受治疗，5名孩子中他们两个伤情较重。
王心怡家与行凶者王永来家只有100米左右的距离，王心怡的妈妈告诉记者，两家人平常点头招呼，知根知底，没有矛盾。但就算这样，王永来也没有放过王心怡，这说明，他当时的恶行是不择目标的。
没有人能够解释，王永来为何把这些本村的孩子当作袭击的目标。在记者采访到的村民中，没有一个人认为王永来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他当过兵，复员后回村里，还当过组长。有精神病能当兵吗？能当上组长吗？”于郭美说。
王子康是另一个在凶案中受伤的孩子，他的爷爷现在把王永来直接叫做“歹徒”，但提起“歹徒”的过往，王子康爷爷说，行凶之前，王永来在村里不算个坏人，他有老婆孩子，儿子都已经成年。
对于王永来行凶的原因，村里人吞吞吐吐，村中的传言是，王永来不满拆迁补偿，行凶泄愤。有一个版本的传言说，王永来在闯进小学前，曾到村委找领导，寻不到人才转而闯入学校。但这个说法也被一些村民否认。
王永来的行凶，目前还是一个悬案，但他的凶行带来的恶果，却实实在在地给几个孩子带来长久的伤害。
王智睿这几天能下地了，之前他接受了颅骨手术，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躺在床上的时候，于郭美就发现王智睿的右腿不太对劲，下地走路一看，右腿的异常就更加明显。王智睿走路时，力气都用在左腿上，右腿显得无力，类似小儿麻痹症的样子。医生告诉于郭美，这可能是骨折压迫神经的结果，现在医院正在全力治疗。
王智睿是独子，前面有3个姐姐。王家几年来养鸡的所有收入，都交了计划生育罚款，现在还欠着几万元罚款没交齐。于郭美一家视王智睿这个独子为宝贝，谁能想到，莫名的横祸会落在自己儿子身上。
王心怡头上伤口周围，肿起来一个大包，为了手术，她的一头长发已经被剃成平头，现在因为头顶肿胀，更是像个小男孩。但事实上，王心怡受伤后，性情却正好相反，变得内向、胆小。王心怡妈妈告诉记者，王心怡夜里常常哭闹，半睡半醒的时候经常又叫又嚷。而且，王心怡不愿见陌生人，见到生人不说话。
除了王智睿和王心怡，4岁的王子康、7岁的王浩宇、8岁的王振华伤情较轻，在潍坊市坊子区人民医院治疗。现在，5名受伤孩子统一的想法是，不愿再回到尚庄小学上学。
谁该道歉？
王永来的父亲曾说过“对不起老少爷们”的话，这是在王永来行凶后，村里人听到的唯一的道歉。在凶案过去20天以后，王永来的弟弟到医院探望王智睿和王心怡，在孩子们的家属面前，王永来的弟弟并没有表示歉意，反而跟家长诉苦，说王永来很冤。
王永来弟弟到医院探望王心怡时，小姑娘大嚷：“叫他快走！叫他快走！”王心怡显然把所有的怨恨指向王永来。王心怡无法理解大人之间的恩怨，对于她来说，只能指责哪些她以为的“坏人”。
在受伤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眼中，行凶的王永来，是理所当然的“坏人”，但王永来已死，他们的怨恨，似乎就再难找到发泄的对象，他们也不知道，现在，谁应该为这莫名飞来的横祸承担责任。
王永来的自焚，意味着无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关于民事赔偿，从福建南平袭击校园案的经验看，要让王永来一家赔偿受伤孩子们的损失，也很难实现。“王永来死了，还有他老婆、儿子！”王心怡的妈妈每次提到王永来，都忍不住话里带着脏字。她觉得，王永来虽然自焚身亡，但老婆孩子该替他赔偿受伤孩子们的损失。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冬解释说，就算受伤孩子起诉王永来的家属要求赔偿，但如果行凶者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他死亡后，只有他的个人财产和遗产才可以用来赔偿。现实的情况是，很难将一个家庭的财产进行鉴定，总有很多办法可以让这样的赔偿要求成为空谈。
村中的传言更是让受伤孩子的家长们难以接受。传言说，王永来自焚后，他的家人获得了11万元的“赔偿”。关于此事，潍坊市坊子区宣传部杨志明称不清楚情况。事实上，凶案20多天后，官方至今还没有任何结论公布，记者询问坊子区公安局宣传科，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回答要请示领导再作答后，就再也不接电话。因为没有正式的结论，家长们心里就像窝着无名火，总是不踏实。
凶案发生后第一时间，山东省主要领导和潍坊市主要领导，都曾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孩子，并叮嘱他们安心养伤。受伤孩子的家长也承认，医院医生尽力尽职。到目前为止，受伤孩子的医疗费用，都由“相关部门”缴纳，于郭美最近看到的账单显示，孩子的治疗费用已经有4万元。
但是，于郭美还是难免为儿子的未来担心。王智睿的右腿能不能康复如初，医生没有给于郭美明确的答案，她现在担心的是，治疗告一段落后，如果落下后遗症，后期的治疗费用找谁报销？儿子病残的损失谁来赔偿？
于郭美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孩子在经历暴力伤害后，就算身体的创伤愈合，心理的创伤有可能延续数月甚至更长时间。记者2005年对苏州幼儿园暴力事件进行回访时，被歹徒砍伤的儿童，在事发8个月以后，还留有精神创伤的症状。
王智睿把他的受伤，迁怒到老师的头上。于郭美告诉记者，老师打电话来慰问王智睿，妈妈叫他跟老师说话，王智睿不肯接电话，狠狠地答：“不说！不说！”
4岁的王智睿不知道该恨谁，更不知道，谁会向他说抱歉。▲
罗大华：
反社会人格是怎么形成的
社会的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足，确实都到了需要我们反思的时候了。
记者/季天琴
陕西南郑血案，是继福建南平血案后，短短50天内发生的第六起校园惨案。
无辜的不相关者被当成了泄愤对象。犯罪心理学将这类暴力行为的心理机制称为“反社会人格”。
犯罪具有传染性吗？反社会人格的心理特征是什么？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教授。
《新民周刊》：有频繁的校园惨案作为示范，很可能会造成一种恶性模仿。你怎么看待这种校园惨案的传染性？
罗大华：凶杀的惨烈，并不能掩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清醒规划和模仿痕迹。外界的态度、观点会在无形之中介入人们的思想，影响他们的行为。其实人人都在相互暗示，言语、形象、行为都会产生暗示作用。所以社会如何报道这些事情很重要，我主张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时要把握好方向和程度，一方面，新闻报道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新闻媒体故意渲染作案细节，那么不仅会产生恐惧心理而且会的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提供犯罪信息，他们会群起效仿，铤而走险。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这些作案者的心理特征？
罗大华：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郑民生们的行为特征具备反社会的特点。顾名思义，反社会就是反道德、反社会规范，这种人多半仇视社会，对周围的人怀有敌意。如果他把反社会的想法付诸行动，就属于犯罪。
回顾一下郑民生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到，他中专毕业，学医而且毕业后从医。但后来从单位辞职了，婚姻不顺利，长期处于失业状态。自尊心强，人又敏感。将这些细节归纳一下，两个字：挫折。
这就涉及到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挫折理论”。人们在遇到挫折情境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大致三种：第一种，不予理睬、泰然处之；第二种，将挫折升华，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化挫折为力量。其实，爱情遇挫未尝不是事业成功的刺激。英国生理、心理学家谢灵顿曾经是个不求上进之人。有一次，他向一个纺织女工求婚，女工对他说，我宁愿跳进泰晤士河自杀，也不嫁给你。这是多大的羞辱啊。谢灵顿没有沉沦，也没有报复，而是发愤图强，成为一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获193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
挫折理论的第三种，叫做“挫折―攻击反应”。 第一种攻击“冤有头、债有主”式的攻击，报复的目标很明确。他的报复性行为，是“欲致对方死地而后快”。我发现，有80%甚至以上的凶杀案都与此类报复心态相关，而报复心态则可找到挫折的影子。
另一种没有特别的针对性，而是泛化地指向社会。我们近年看到很多案件，比如公共汽车爆炸案、破坏铁路公路等，行为人认为社会对他不公。这也叫做外罚性反应，与恐怖主义不同。郑民生属于外罚性反应，没有具体目标、泛化到全社会。
《新民周刊》：很多人在这些作案者的精神障碍。然而把地点选在校园，这本身就暴露了自身的清醒？
罗大华：弱者选择更弱者下手，因为孩子并无反抗能力、校园安保措施薄弱，最重要的是，这种行为能够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有时这种“被注意感”甚至超过个人诉求本身。类似凶案基本上属于自杀式袭击的范畴，因为他们并未指望犯罪后逃脱，按现行法律，大多会被处以极刑。
重要的背景是社会转型期间，越来越不可捉摸的社会心理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矛盾现实。如何梳理并化解这些矛盾，解“火药桶”于燃眉之急，已刻不容缓。
《新民周刊》：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失范，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反社会行为？
罗大华：很多人呼吁要探寻此类事件深层次的原因，关注这类人群的生存状态。社会的不公平、贫富的两极分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足，确实都到了需要我们反思的时候了。
反社会人格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除了本身性格特质之外，也和他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如果能够在导致悲剧前获得疏导，此类案件或许是可以避免的，我希望人人都能关心你身边的朋友，家庭和社区都要建立人文关怀机制。心理危机干预相当重要，我们不要等到恶劣情况出现之后，再来反思。
对全社会来说，我们不但要提倡健身运动，也希望提倡健心运动，让大家都来重视心理健康问题。▲
郑民生“解脱”了，我们却没有
记者/贺莉丹'
郑民生“解脱”了，我们却没有
“我们的孩子，就是在为社会埋单。现在实行的这些保卫校园措施，是用我们孩子的生命换回来的”，南平遇难学生陈佳惠的父亲，这样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4月28日上午，南平杀童案发生36天之后，经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郑民生被执行枪决。
针对南平杀童案，司法系统以罕见的高效方式运转。在郑民生被执行死刑的次日，南平市委机关报《闽北日报》介绍郑民生案是，“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后仅3个小时，检察机关就作出批捕决定”，“从受理案件到当庭宣判，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1天里全部完成”。
校园杀戮事件中受害的孩子与他们的家庭，而今境况如何？
“如果爸爸在那里，我就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了！”
“郑民生死了，他解脱了，我们却没有解脱”，南平实验小学遇难二年级学生彭飞的父亲说。
南平杀童案开庭之际，这位父亲曾列席，但是，之所以去旁听，“也仅仅是为了看看杀害儿子的凶手长得是什么样子”，“他死不死，都没有意义了。儿子的命，已经换不回来了”。
郑民生被执行死刑的判决下来的时候，在南平当地，几乎没有人是感到意外的。即便是郑民生的邻居都说，“把刀口对准小孩，还是13个，天理难容”。
5月23日傍晚，南平市三官堂社区，往日跟郑民生住在一起的三哥“小不点”，盘腿坐着，肿着眼泡，对《新民周刊》记者说，“他一人做事，得一人担”，此外就是，“我们还要工作，还要活下去。如果我们有钱，我们早就搬家，离开南平了”。
开庭时，家属一个人都没去，“你说，怎么面对那些孩子的家长？”让郑民生的家属至今无地自容的道德十字架，沉沉的，“祖祖辈辈住在这里七八十年了，你说，怎么面对？”
而对于罹难学生的家属来说，伤痛更是刻骨。
两个月过去了，彭飞的父亲努力不去想关于罹难的独生子的一切。但是，每一秒钟都像在煎熬，儿子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他很乖，成绩很好”。夫妻俩常常相对而坐，默默流泪，“两三天总要哭一次，这样接下来两三天，会好受点”。甚至有时下班回来，打开门，希冀会突然不可遏制地冒出来，他总以为儿子能够像往常一样冲出来。但不可能了。
遇难学生欧阳宇豪事发时穿的那套血衣，最后是被他的两位姑姑换了下来的。
母亲黄宝珠是亲眼看着儿子欧阳宇豪遇害的，那时儿子正准备跟着一名老师跨入校门，但是，校门关上了。父母亲已经精疲力竭了。这个没有机会长大的小男孩的照片、衣服、玩具，而今化为袅袅轻烟。
“我们没有想过未来怎么办，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吧！”现在，欧阳宇豪伤心欲绝的父母无论如何再也不想南平市呆了，他们搬到了邻近的武夷山市。
当地计生部门已经多次向他们表示，可以办理生育二胎的相关手续。但他们都没有再去过南平，儿子的死亡证明，无法面对，并且，“以后如果没有事情，我们是绝对不会去南平的了”，这位已经39岁的父亲说。
“压根就没想到儿子会出事！”欧阳宇豪的父亲，至今这么感叹。更何况，南平实验小学，是一所在当地“教学质量很好的学校”。
这个问题，受伤学生乔漫漫(化名)的父亲如何也想不通。他告诉记者：他的孩子乔漫漫，从幼儿园到小学一二年级都在学习“防拐知识”，从小，家长就告诫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而孩子上学、放学，家长从来都是坚持接送。
唯一不那么完备的，可能就是案发的那天早晨，这位父亲依旧按照惯例把女儿放在了校门外，就上班去了。但过去的几年间，也几乎都是如此。
但是，但是，孩子怎么还是会在校门口出了事？！
经过医生的积极抢救，在ICU病房中，乔漫漫醒转，当时医生问她：你爸爸就在外面，想见见他吗？
她摇摇头。
“如果爸爸在那里，我就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了！”直到后来的某天，乔漫漫这么自言自语，被父亲听到了。
这位父亲为此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他在心里设想了无数个“如果”：如果那天早晨多呆一会儿，看着女儿走进校门，如果当时让女儿晚点到学校，如果那天校门早点开……
可是，这些“如果”，不会再有。
受伤的5位孩子的伤口，几乎是一致的，都是从胸前拉到肋骨处，以及手部，长长一道，横在孩子们幼嫩的肌肤上。
“他的刀子本来是要扎在心脏的，孩子用手去挡，所以就偏了一点，扎在了肺部。那些没有来得及挡的孩子，都死了。他是医生，哪里是要害，他非常清楚”，汪若皑(化名)的父亲说。
汪若皑的手，至今没有力气，写在数学本子上的数字，歪歪扭扭，看上去轻飘飘的。不仅如此，医生告诉这位父亲，孩子的肺部被切除了五分之一，“所以以后，孩子很容易被感染”。
并未画上的句点
由于郑民生在案发时已经没有经济来源，穷困潦倒，其几乎全部的善后事宜，均由当地政府出面协商解决。
郑民生走了。但是迄今，对于受害学生的家庭而言，事情并没有画上句点。
《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目前，南平市已向8位遇难学生的家庭每户发放抚恤金26万多元，向5位受伤学生的家庭每户发放救助金5万元，而5名受伤学生依然分布在南平市与福建省的医院中，等待康复，这些孩子在未来的身体复原问题，是家长们最为忧虑的，“直到现在，还根本没来得及考虑孩子的心理问题”。
乔漫漫的父亲回忆，从4月中旬开始，南平市政府、市教育局、市卫生局以及延平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与5名受伤学生家属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
《新民周刊》记者拿到的一份由南平市政府办公室出具的《关于“3.23”案件受伤学生后续治疗问题的答复函》称，“对‘3.23’案件中受伤的学生，在未成年阶段，今后如提出需要继续治疗，经医疗专家认定确与‘3.23’案件伤害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治疗费用在享受医保有关政策内，不足部分由有关部门予以解决”。该函下方的时间注明为2010年5月5日。
大约10天以后，这份答复函送至5名受伤学生家长手中，他们认为此函“措辞模糊，缺乏操作性”。
而早在此前的4月19日，被害的13名学生中，有8名受害人的家长向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递交8份诉状，状告受害学生所在学校南平市实验小学保护学生不尽责，8份诉状要求学校共赔偿530余万元。
在国家赔偿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些受害孩子的家长们理解，所谓“抚恤金”，是当地政府的一种“人道主义援助”。他们认为，对于极其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应该寻找到更为清晰的责任主体，而不应该以“社会问题”大而化之。
为该案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郝劲松近日告诉记者，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目前已经受理了此案。
律师郝劲松认为，学校方面“存在明显的过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南平实验小学的管理过错为郑民生提供了作案的机会，激发其犯罪意念，客观上也扩大了犯罪的后果；其次，学校安保存在巨大漏洞，在突发的暴力事件面前，学校不能为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人身安全保护”。
目前已有两位遇难学生的家长将这笔26万的抚恤金捐出来作为公益基金。遇难学生周雨笑的家长发起成立了雨笑资助在线，资助对象为遭受意外伤害的在读小学生，是“为了用一种更坚强的姿态去面对伤痛”，家长称。
参与起诉的遇难学生陈佳惠的父亲说，因为诸多的校园安保漏洞，给郑民生作案提供了机会，“我们等于间接地做了一次郑民生”，这位沉痛中的父亲，不希望此类悲剧“再次发生”，与孩子们休戚相关的校园安全必须用明确的长效机制保证，“金钱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即便是最终判了100万元的赔偿金，也换不回我女儿的生命了”，而相关部门的致歉，将会给遇难家属很大的心理安慰，并引发全社会的关注。
“还会有新的疯子叔叔吗？”
在没有大人在场的时候，另一位受伤学生萧墨瞳(化名)与乔漫漫，这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会谈论那个恐怖的早晨发生的事情，对于事发当场，蛛丝马迹一般的细节，她们会陷入一场执拗的讨论之中。
但是，如果大人这个时候推门进来了，像达成了某种默契似的，两个孩子马上一语不发了。即便进来的，是她们的父亲或母亲。
“叔叔，为什么大人要杀我们孩子呀？”在病房中，萧墨瞳常常仰起幼滑的脸庞，追着乔漫漫的父亲问啊问的。
乔漫漫的父亲，这个如今在孩子面前总是显得谨小慎微、呵护备至的中年男人，总是将要即将流出来的眼泪逼回去，直到迫得眼睛中血丝密布。
这个问题，他想来想去，难以给孩子答复。
“我们和孩子都不认识郑民生，我们和他无冤无仇”，这位父亲撑住下巴，说，“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成年人。但是，成年人的问题应该用成年人的办法去解决，孩子是无辜的”。
7岁的南平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黄梦雨(化名)与她的母亲目击了当天事发的全过程，此后，黄梦雨“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而她的一些同学，甚至晚上上厕所的时候，依然需要家长全程陪同。
事发后，黄梦雨不停地问母亲：疯子叔叔抓起来了吗？
母亲回答：抓起来了。
她马上会追问：那还会有新的疯子叔叔吗？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如何有效地去保护孩子们的安全”，黄梦雨的母亲说，警察站在学校门口，让她感觉，“心里面安定了不少，这对犯罪分子应该有很大的威慑作用”，“希望这种局面能够持续”。
在今年过年以后，实验小学招聘传达室值班的启事还张贴在学校的大门口，“内容大概是：最好是一对夫妻，两个人月薪加起来不到1000元”――这张招聘启事，南平实验小学附近的不少居民都看见了，至今印象清晰。
这并非特例。在最近两个月一连串的校园暴力事件发生之前，山城南平抑或中国的许多大中小城市中，学校特别是小学、幼儿园的大门口，鲜见专业安保人员的身影。
“大家都知道，学校值班室，通常就是安置老、弱、病的地方”，南平实验小学一位学生家长指出。
“能充实学校自身的保安力量是最好的，但目前我们没有保安，只有门卫。我们也想聘请保安，但是苦于无编制”，南平杀童案事发后不久，南平市教育局副局长廖汉仁受访时亦承认。
今年5月13日，针对发生频率趋于密集的校园血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从国家高度来强调保障儿童安全的重要性。
一些经验被总结，目前可以提炼的是：在不少发生血案的学校，此前因为校园保卫机制的缺乏，导致一些歹徒没有障碍的“踩点”，或顺利地溜进校园。郑民生即是。
随着越来越多关于案情的细节被抛出来，不少南平的学生家长至今对郑民生的“踩点”路线侃侃而谈，他们坚持，郑民生之所以选择这所南平当地闻名遐迩的小学，“是经过精心考虑的”。
此番已经感受到切肤之痛的南平，这个占福建省面积五分之一、2009年GDP只贡献了该省的十九分之一的老工业城市，已经在探索保安驻校等校园安全模式。在校学生的“生命安全”议题，被推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南平市委机关报《闽北日报》称，今年3月26日，南平市教育局下发通知，“要求该市直属学校原则上应配备1―2名保安人员，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多配几名保安人员，确保校园每天24小时有专人值守”；而从5月4日起，南平市各中小学、幼儿园都配备了专职保安，“1769名保安进驻1335所中小学、幼儿园，守护校园”。
这落实了此前一天，南平市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明确要求。
“我们的孩子，就是在为社会埋单。现在实行的这些保卫校园措施，是用我们孩子的生命换回来的”，南平遇难学生陈佳惠的父亲，这样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出于当事人要求，部分受访的孩子与家长使用了化名)▲
重访南平：伤痛之后，困惑仍在
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我们最害怕被‘咔嚓’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晃着长长的马尾辫，伸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记者/贺莉丹
已是初夏，发生在春天的血腥记忆，尚未远去。
3月23日，梦魇一般的清晨，“郑医生”举起手中的尖刀，短短55秒钟内，8名幼童惨死，5名幼童重伤。
南平杀童案发生两个月以后，《新民周刊》记者重访南平发现，当地的校园处在森严的守卫之中。
一位依旧沉浸在悲恸中的遇难学生的父亲告诉记者，以血、以孩童的生命作为代价，南平换来今日校园之“铜墙铁壁”。
南平之伤痛，亦为国人之伤痛，不敢忘，不能忘。而今，重新审视南平杀童案，具备极其重要的范本价值――面对校园暴力事件，学校、政府该如何各分其责？安抚人心的国家赔偿与立法制度如何建立？对于这些美好幼小的生命，全社会应该怎样捍卫？我们怎样才能有效隔绝校园暴力事件或降低伤害的程度？是凭借拍案之愤慨，片刻之热情，一时之良心，还是倚仗可以推广的安保长效机制与“人人有责”的关切？
南平实验小学：非常时刻，严阵以待
5月的南平，进入漫长的雨季。这个地处福建省北部的该省最大的地级市，平静的市井生活，一如既往。
穿着南平八中制服的中学生，挺着胸膛，挤在闷热的8路车上，这是放学回家的路线。小杂货店门口，两个小女孩在水泥地上“跳格子”，母亲在店里看着，跟人聊天。卖牛肉丸的小摊前，一圈孩子坐着，母亲祖母守在一边，肉丸飘在汤里，加了鱿鱼丝、香菜、小葱，满满一杯，2块钱……
即使在郑民生居住的被当地人戏称为“贫民窟”的三官堂社区，节奏依旧如常。
摩托车笃笃笃地开上山，郑民生的邻居，每天抽空做2000个电阻、才能赚上14块钱的三官堂社区杂货店的郭老板感叹：南平市变了，武夷山市也变了，就是三官堂十多年没变过，公交车还是没有通，买菜得下山，有能力的年轻人都搬下山了，有钱人，他们不会来我们这里……
而在南平杀童案事发地，南平实验小学校门口，对比是如此鲜明。一到上学、放学时分，这里仿佛进入了“战时”。
一位年轻的警察站在了南平实验小学门口执勤，看上去有点孤单。年轻警察的腰间沉沉的，各种“家伙”，挂了一溜，其中有：喷雾式的辣椒水，警棍，黑色的皮套下隐隐可见的手铐，锃亮的银色。只有配枪的皮套，是空的。这个时候，还是清晨的6时50分，文体路上的小游家猪肉店才开门不久。
当地政府后来公布，南平杀童案发生的时间是3月23日清晨的“7时25分，一个更清晰的说法是，7时26分。细心的人会发现，只要在7点半以前，一些孩子索性就在校门口附近文体路上的栏杆边边上站着。“不要太早来学校”――他们被家长与老师这样告诫。
二年级与三年级的孩子都纷纷说：现在到校的时间被确定为，“早晨7点半到7点40分”。“如果来得太早，老师会批评的，所以，我一般都7点40分来”，三年级的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很认真地说。
母亲明确了在南平实验小学一年级就读的女儿黄梦雨(化名)的时间表：必须要7点半以后才能到学校。南平校园惨案发生后，这个7岁小女孩在生活上的直接改变是：每天因此多了20分钟的睡眠；此外，她只能在小区的空地中打打羽毛球，而不能跑得太远。
南平实验小学早晨8点正式上课。所以现在，在清晨的校门口，常常可以见到，8点过几分那会儿，还有孩子匆匆跳下家长们的摩托车或私家车，跑进校门。
开摩托车送小女儿来上学的年轻母亲，被大雨淋得脸庞湿润，说：目前能做的只是，“看着孩子进校门，尽量让她不离开大人的视野”。
南平实验小学的那扇案发后依然关闭的饱受指责的电子门，依然在清晨7点半缓缓拉开。
事实上，这个时间点一过，南平实验小学门口，这块靠近文体路的原本空荡荡的空坪上，忽然汇聚了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孩子，宛如放开了闸门的水，他们涌进校园。
跻身福建省“百所示范小学”的南平实验小学，一共约有2400多名学生，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南平最好最有名气的小学”。
“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这个时候，还是娃娃脸的警察，站在孩子堆中，突然发出一声感叹。显然，他的神色警惕起来，眼睛像雷达一样，不断在人群中逡巡。
“家长请靠边站！”校方安排的一位正在值日的男老师，脖子上挂着工作牌，踏了双高筒雨靴，拿着喇叭，直着脖子大声喊。他的四周，至少“潜伏”了四五位老师。
南平杀童案发生以后，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多了两名保安，在上学、放学时分，校门口亦有警察轮流执勤。
在南平杀童案发生以后，南平实验小学对教师上班作息时间提出了新要求，从3月24日起执行，其中包括，全校老师每天上午7：30之前必须到校，12：00离校；下午2：00之前必须到校，6：00离校。
记者获悉，目前每天都有7名值日教师轮班，由一位行政负责人带队，老师们在校门口、斑马线附近、操场三个片区轮值。签到制度，也在进行中。
在靠近校门口空坪处的南平体育场门口，亦有安保人员执勤。退休前曾在南平市警察局上班、案发后才调过来的吴爷爷说，5月17日下午，实验小学门口装了一个摄像头，正对着校门口惨案发生的那块空坪。即便如此，孩子们汇集在校门口的时候，老先生依然神情戒备地盯着来往人流，“调取电子资料毕竟还得一段一段找，不方便，人眼看，有问题就能够马上发现了”。
这样的摄像头，南平实验小学对面马路上的一个杆子上也装了一个，“喏，看见了没？就在那个‘空中一号，本站喜中15选5一等奖’招牌前面的杆子上”，警察指了指。
下午4点20分下课、清校，孩子们举着班牌，浩浩荡荡地按照班级排队出来。
在下午4点或者更早的时间，家长们就已经将校门口围得水泄不通。那些没有家长来接的孩子，也被老师告知，要随班级队列出学校。
两名女学生，早就在八一路路口立着。每个班级出来时，她们就在本子上划一笔，偶尔抽个空，瞄瞄手里的漫画书。她们的身后站在两位老师，其中一位，还拎了一袋子翠绿的空心菜。
每天约有10名这样的学生督导员轮班，“做督导员的都是五年级以上的孩子，孩子们都是主动报名的”，传达室的大叔说。
记者试过，没能进入这扇重兵把手的校门，“即便是学生家长，也需要经过老师的确认，才能进入学校”，一位同样年轻的保安，面无表情地对记者说：按道理，你是连传达室都不能进来的。
两名白发苍苍的祖父，每天因几趟“雷打不动”接送孩子，接成了搭档，“以前他爸读书那时候，谁接谁送啊！不就是每个学期开学之前，给两块钱，自己去报名吗？现在呢，读到五年级了，还要接还要送，接了送了，还不放心……”总是到得很早的老先生们，聊开了。
“幸福人生平安相伴”，宣传标语悬在南平实验小学的围墙上，用的是最鲜艳的大红色。
“杀童案是南平的一道伤口”
“杀童案是南平的一道伤口。南平的校园，进入了历史上一个最为紧张的时期”，当地一位人士称。
南平市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被明确为是从今年4月初到6月底，强化三个月的集中整治，“重点针对南平市区学校及周边治安环境，采取自查、抽查、明查暗访等形式，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5月25日晚间10点，记者入住的南平一家政府宾馆，砰砰砰，门响了。门一拉开，两名当地派出所的警察走进房间，仔细打量，“就你吗？从哪来的？干嘛的？”
此前的5月18日，公安部消防局副局级调研员许兆亭带队的由公安部、教育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成的学校安全工作联合检查组一行6人，在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郭绍生、省消防总队、省安监局等领导的陪同下，从福州启程至南平开展学校安全工作检查。
数日来，记者走访了南平当地数所小学与幼儿园，发现穿着统一“南平保安”制服的安保人员确已进驻该市这些学校。并且，在南平，守护校园的专职保安全部配备了警棍等器械，尽管是橡皮警棍。
比如，在南平市实验小学附近，还有南平市实幼青少年宫分园早教部与紫云文体幼儿园，现在这两个幼儿园的家长如果要接孩子，都需要经过老师与安保人员的“双重确认”。
5月21日下午4点，在南平市北部建溪河畔的黄墩明德小学，在当天下午放学的前10分钟，电子门都持闭合状态，一名正在执勤的保安被另一所学校的老师好心地告诫，“上面还在视察，警棍得拿出来，哨子得挂上”。
放学时分，这所位于南平城郊的小学，气氛并不是那么紧张，前来接孩子的家长寥寥可数。
一名黄墩明德小学一年级的女孩在此前一个礼拜，因父亲腿伤，基本上都是在路口等候她在另一所学校读小学四年级的姐姐，两个孩子步行40分钟，返回位于马站的家中。
记者看到，在这所小学，绝大部分的孩子选择结伴而行，步行回到附近的家中，老师告诫她们，“尽量走在人多的地方”。
黄墩明德小学的学生们，脖子上挂着带照片的学生卡，这是南平杀童案发生以后，由校方统一制作的，“跟红领巾一样，每天都得带这个卡，不然就进不去，如果忘了，还得回去拿，还会扣1分”，一位三年级的孩子嘟囔。
位于南平市繁华地带的流芳小学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下午放学时分，警察与保安执勤，学生们结伴回家。
南平市教育局、公安局、市委并未跟记者透露为校园安保所付出的成本。但是当地媒体一个公开的数据称，南平市拥有高校4所、中等职业学校20所、普通中学173所、小学585所、幼儿园618所、特殊教育学校10所，在校中学生16万人，小学生18.8万人。当地校园安保压力，可想而知。
在遥远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当地一个派出所，共有21名干警，却要担负辖区内13所大中小学的安全任务。“如果把学校变成全封闭式和荷枪实弹站岗的警察，那学校就失去了教书育人的意义”，这个派出所所长对媒体说。
几乎所有当班的校方保安与警察在接受记者问询时都会强调，将力保孩子在其视野范围内不出事。“但是，我们的视野范围，毕竟是有限的”，一位当地警察这么感叹。
“从目前来看，没有一个安保模本是绝对有效的，能够绝对消除校园暴力事件的，犯罪者总是在寻找作案的时机。但是，该做的工作，一个都不能少”，南平当地一位官员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评价当地的校园安保工作，尚需时日。
一些全国通行的安保措施也在南平推广。以流芳小学为例，5月17日上午，学校所在的当地区委、区教育局一些领导向该校赠送了“警用钢叉”、辣椒水、警笛、高光手电筒等防暴工具。
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间段，南边的广东省中山市，特警们公开展示据说是国内首套自行创编的“钢叉防暴术”，先由特警传授给各镇区公安分局民警，再由民警传授给各自辖区的学校保安。
一周多以后，流芳小学一些六年级的孩子对于这个明晃晃的“警用钢叉”的记忆拼凑起来，无非就是在校门口附近“见过两次”。这个看起来有点笨重的大家伙，是9年以前，8名日本池田小学学生付出生命换来的防暴武器――这个，孩子们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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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南平实验小学的学生家长用“心理扭曲”来形容郑民生，“校园安全需要防范的靶子在哪里？这样的事情几乎是防不胜防的”，这位护住幼小女儿的父亲，这样总结。
关于郑民生有没有精神病，成为一个被回避的被贴上道德标签的谜团。对郑民生的杀人动机的解释，至今停留在对其判决书上的八个字，“恋爱受挫”，“悲观厌世”。
就像生病要对症下药一样，许多人追问：郑民生作案的导火索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他之前的反常行为，没有被发现？
在三官堂杂货店的郑老板看来，长相“清楚”的“郑医生”为何会拿刀对准小孩，至今令人费解，“如果说是恋爱受挫，他和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