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山木强奸案”的7个与N个
与《山木王朝》作者李思磐记者商榷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易胜华 律师 13811730921
前几天拜读了李思磐记者采写的《山木王朝 性侵害疑云中的山木集团调查》，今天又读到了她写的《山木王朝采访内幕及我的冷思考》一文。有一些想法希望和李记者进行交流。
先确认两点必要的前提：首先，在我看来，记者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我有很多在媒体当记者的朋友，有些人和李记者一样也是做深度报道的，我们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南都》更是我敬仰的一家媒体，它活力四射、敢于担当社会责任，是媒体人的一面旗帜。笔者认为，无论是记者还是律师，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虽然战线不同，虽然我们的队伍里都存在着一些消极现象，但不可否认我们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每当社会倒退时，记者与律师总是最先深受其害的。这一点，想必李记者也有所体会。
其次，虽然我对李记者采访宋山木强奸案的报道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绝对相信李记者不是宋山木的对手请来的“托”。我相信她完全是基于义愤，基于自己的“伦理选择”而开展调查，进行报道。同样，我也只是从一名律师的角度，对于宋山木强奸案发表自己的观点。网上不知情者对我的谩骂与骚扰，我可以不予理会。我希望李记者不会和他们持有同样的看法。
看完《山木王朝 性侵害疑云中的山木集团调查》一文，我最初的感觉也和大多数读者一样，为揭露出来的“山木培训”可怕内幕感到震惊，为那些受到宋山木污辱的女孩子感到难过和义愤。但是，我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因为多年的律师工作养成了我质疑的习惯。我注意到，文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调查对象仅限于投诉人一方，我没有听到宋山木一方的声音。
笔者认为，新闻应当是客观、公正的，不能偏听偏信，要将不同的声音展示出来，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即使是罪恶滔天的杀人凶手，在法庭上也会给他辩解的机会，如果他没有经济能力聘请律师的话，国家还会为他提供免费的律师进行辩护。真正的正义，应当让坏人说话，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笔者接触的很多媒体朋友在报道重大新闻事件时，都会对当事的各方进行采访，而且在见诸媒体的报道中，为了体现公正和客观，还会给予各方当事人均衡的篇幅，展示他们对同一事件不同的意见。在报道里面，他们也尽可能不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意见，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其中的是非曲直。他们相信读者的判断力。
笔者认为，李记者对“山木集团”的报道里没有另一方的声音，毫无疑问是这篇调查的最大缺憾，也降低了这篇调查的可信度。在拜读了李记者事后写的《采访内幕》，终于知道了原因何在。调查尚未开始，就凭直觉认定这是一个“典型的职场性侵害”，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咎责受害者的机制，让被强奸者心理的受挫远甚于生理伤害”。
我非常理解李记者的心情，也尊重她的立场。但是，我认为她的主管是对的。“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会让我失去新闻的中立性”。调查失去了中立的立场，从投诉人的角度看问题，陷入了个人的“义愤”，失去了新闻工作者的客观性。
笔者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经常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很多时候也难免会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面对着案卷中被告人令人发指的罪行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如果不控制自己的情感，在法庭之上，我有可能会痛骂我的当事人，要求法官对他判处极刑。但是，我时刻提醒自己，我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律师。如果他有罪，自然有法律对他进行惩罚。律师的责任是要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在与公诉人的对抗中，让法官获得准确的判断。即使是万恶不赦的罪人，他也有申辩的权利。更何况社会是复杂的，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不可能是完美的。万一当事人是屈打成招呢？想当初，佘祥林、赵作海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他们做无罪辩护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认为律师代表的是正义的一方？
李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倾向，先入为主地认定了宋山木必然实施了强奸行为，围绕这一点寻找新闻线索，寻找其他受害人。将其他报料人的陈述，经过语言转化，成为“客观”的“真相”。
在报道以及《采访内幕》中，都提到宋山木有“隐疾”，甚至罗云也亲口承认这一点。根据媒体的报道，罗云与宋山木仅发生过这一次关系。那么在身体有“隐疾”的情况下，如何强奸这些受害人（尤其是罗云）？报道并没有涉及这一关键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很黄很暴力”。但是，记者有责任告诉读者，这几名受害人到底受到了怎样的侵害。否则，从正常逻辑来分析，有“隐疾”的人是无法实施强奸行为的。
在李记者的调查报道中，山木集团变成了“山木王朝”。“王朝”意味着封建、专制、帝王、奴役、压迫。山木集团的一系列管理制度，成了“希特勒”、“纳粹”。在报道中甚至暗示宋山木可能还杀害了几个女孩子：“记者得知，2009年，××01便有三个女孩先后消失，两个是早起之后，人就没有了，行李还在―――那个不祥的上铺从此没人敢住。而第三个女孩则更离奇，是与宿舍长佳A去购买办公用品，回到楼下，她说有事要办，从此再没回来。”
我相信，这一切绝不是李记者的杜撰，肯定有消息来源。但是记者应该清楚，不是每一句有来源的话都可以见诸报端的。宋山木或者山木集团自顾不暇，也许不会追究这篇报道的责任，但这种写法毫无疑问是不妥的。我们都不是这起事件的亲历人，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是怎样，那么我们在努力还原真相的过程中更应当谨慎。
我不清楚山木培训有多少女职员，但是可以想见，宋山木强奸案报道之后，经过媒体对宋山木所谓“劣迹”的渲染，每一个在山木工作过的或正在工作的女孩子，都逃不掉“被强奸”或者是宋山木情人的嫌疑。媒体在为受辱的女性伸张正义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女职员的处境？她们怎么面对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未来？
也许李记者会认为是解救了她们，也避免了更多其他无辜的人遭到宋山木的毒手。但是，宋山木已经失去了自由，如果他是罪犯，必然受到法律的惩罚，无法再伤害这些人。如果他不是罪犯，这些人本来没有受到伤害，现在却被记者们深深的伤害了。这就是所谓的“正义”，这就是所谓的“女权”吗？按照报道里的说法，已经有七个受害人勇敢地站了出来，指控宋山木的罪行。那么我想，山木集团里没有受到宋山木侵害的和不想指控宋山木的女性，应该是远远超过七个的。
为了这七个，牺牲了多少个？
李记者“伦理选择”建立的基础，在于宋山木强奸事实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连警方暂时都不敢确定的事实，李记者确认的依据何在？李记者确信自己的“伦理选择”一定是正确的吗？如果最终法院判决宋山木无罪（虽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李记者又该如何面对写过的这些文字？
揭露黑暗是需要勇气的，同时也需要理性。虽然我不赞同李记者的报道方式，但仍然不影响我对《南都》及对李记者的尊重。毕竟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最后还是要向《南都》致以崇高的敬意，向这些记者们致敬。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易胜华 律师 13811730921
与《山木王朝》作者李思磐记者商榷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易胜华 律师 13811730921
前几天拜读了李思磐记者采写的《山木王朝 性侵害疑云中的山木集团调查》，今天又读到了她写的《山木王朝采访内幕及我的冷思考》一文。有一些想法希望和李记者进行交流。
先确认两点必要的前提：首先，在我看来，记者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我有很多在媒体当记者的朋友，有些人和李记者一样也是做深度报道的，我们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南都》更是我敬仰的一家媒体，它活力四射、敢于担当社会责任，是媒体人的一面旗帜。笔者认为，无论是记者还是律师，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虽然战线不同，虽然我们的队伍里都存在着一些消极现象，但不可否认我们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每当社会倒退时，记者与律师总是最先深受其害的。这一点，想必李记者也有所体会。
其次，虽然我对李记者采访宋山木强奸案的报道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绝对相信李记者不是宋山木的对手请来的“托”。我相信她完全是基于义愤，基于自己的“伦理选择”而开展调查，进行报道。同样，我也只是从一名律师的角度，对于宋山木强奸案发表自己的观点。网上不知情者对我的谩骂与骚扰，我可以不予理会。我希望李记者不会和他们持有同样的看法。
看完《山木王朝 性侵害疑云中的山木集团调查》一文，我最初的感觉也和大多数读者一样，为揭露出来的“山木培训”可怕内幕感到震惊，为那些受到宋山木污辱的女孩子感到难过和义愤。但是，我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因为多年的律师工作养成了我质疑的习惯。我注意到，文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调查对象仅限于投诉人一方，我没有听到宋山木一方的声音。
笔者认为，新闻应当是客观、公正的，不能偏听偏信，要将不同的声音展示出来，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即使是罪恶滔天的杀人凶手，在法庭上也会给他辩解的机会，如果他没有经济能力聘请律师的话，国家还会为他提供免费的律师进行辩护。真正的正义，应当让坏人说话，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笔者接触的很多媒体朋友在报道重大新闻事件时，都会对当事的各方进行采访，而且在见诸媒体的报道中，为了体现公正和客观，还会给予各方当事人均衡的篇幅，展示他们对同一事件不同的意见。在报道里面，他们也尽可能不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意见，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其中的是非曲直。他们相信读者的判断力。
笔者认为，李记者对“山木集团”的报道里没有另一方的声音，毫无疑问是这篇调查的最大缺憾，也降低了这篇调查的可信度。在拜读了李记者事后写的《采访内幕》，终于知道了原因何在。调查尚未开始，就凭直觉认定这是一个“典型的职场性侵害”，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咎责受害者的机制，让被强奸者心理的受挫远甚于生理伤害”。
我非常理解李记者的心情，也尊重她的立场。但是，我认为她的主管是对的。“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会让我失去新闻的中立性”。调查失去了中立的立场，从投诉人的角度看问题，陷入了个人的“义愤”，失去了新闻工作者的客观性。
笔者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经常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很多时候也难免会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面对着案卷中被告人令人发指的罪行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如果不控制自己的情感，在法庭之上，我有可能会痛骂我的当事人，要求法官对他判处极刑。但是，我时刻提醒自己，我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律师。如果他有罪，自然有法律对他进行惩罚。律师的责任是要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在与公诉人的对抗中，让法官获得准确的判断。即使是万恶不赦的罪人，他也有申辩的权利。更何况社会是复杂的，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不可能是完美的。万一当事人是屈打成招呢？想当初，佘祥林、赵作海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他们做无罪辩护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认为律师代表的是正义的一方？
李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倾向，先入为主地认定了宋山木必然实施了强奸行为，围绕这一点寻找新闻线索，寻找其他受害人。将其他报料人的陈述，经过语言转化，成为“客观”的“真相”。
在报道以及《采访内幕》中，都提到宋山木有“隐疾”，甚至罗云也亲口承认这一点。根据媒体的报道，罗云与宋山木仅发生过这一次关系。那么在身体有“隐疾”的情况下，如何强奸这些受害人（尤其是罗云）？报道并没有涉及这一关键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很黄很暴力”。但是，记者有责任告诉读者，这几名受害人到底受到了怎样的侵害。否则，从正常逻辑来分析，有“隐疾”的人是无法实施强奸行为的。
在李记者的调查报道中，山木集团变成了“山木王朝”。“王朝”意味着封建、专制、帝王、奴役、压迫。山木集团的一系列管理制度，成了“希特勒”、“纳粹”。在报道中甚至暗示宋山木可能还杀害了几个女孩子：“记者得知，2009年，××01便有三个女孩先后消失，两个是早起之后，人就没有了，行李还在―――那个不祥的上铺从此没人敢住。而第三个女孩则更离奇，是与宿舍长佳A去购买办公用品，回到楼下，她说有事要办，从此再没回来。”
我相信，这一切绝不是李记者的杜撰，肯定有消息来源。但是记者应该清楚，不是每一句有来源的话都可以见诸报端的。宋山木或者山木集团自顾不暇，也许不会追究这篇报道的责任，但这种写法毫无疑问是不妥的。我们都不是这起事件的亲历人，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是怎样，那么我们在努力还原真相的过程中更应当谨慎。
我不清楚山木培训有多少女职员，但是可以想见，宋山木强奸案报道之后，经过媒体对宋山木所谓“劣迹”的渲染，每一个在山木工作过的或正在工作的女孩子，都逃不掉“被强奸”或者是宋山木情人的嫌疑。媒体在为受辱的女性伸张正义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女职员的处境？她们怎么面对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未来？
也许李记者会认为是解救了她们，也避免了更多其他无辜的人遭到宋山木的毒手。但是，宋山木已经失去了自由，如果他是罪犯，必然受到法律的惩罚，无法再伤害这些人。如果他不是罪犯，这些人本来没有受到伤害，现在却被记者们深深的伤害了。这就是所谓的“正义”，这就是所谓的“女权”吗？按照报道里的说法，已经有七个受害人勇敢地站了出来，指控宋山木的罪行。那么我想，山木集团里没有受到宋山木侵害的和不想指控宋山木的女性，应该是远远超过七个的。
为了这七个，牺牲了多少个？
李记者“伦理选择”建立的基础，在于宋山木强奸事实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连警方暂时都不敢确定的事实，李记者确认的依据何在？李记者确信自己的“伦理选择”一定是正确的吗？如果最终法院判决宋山木无罪（虽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李记者又该如何面对写过的这些文字？
揭露黑暗是需要勇气的，同时也需要理性。虽然我不赞同李记者的报道方式，但仍然不影响我对《南都》及对李记者的尊重。毕竟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最后还是要向《南都》致以崇高的敬意，向这些记者们致敬。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易胜华 律师 1381173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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