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道璋站在房子门口，房子是白庙街道办提供的一间门面房，屋里堆满了废品。炉灶只能搭在室外，雨天无法做饭。 本报记者 叶铁桥摄

对比杨道璋20年前的照片，再看他现在的模样，不由得让人心生悲凉。

20年前的照片上，将要步入不惑之年的他，穿着黑色挺拔的长裤，藏青色的毛背心，雪白的衬衣，很精神地站在草地上。他红润的脸庞上还留着一圈整饬得干净利落的短胡须，寸发硬扎扎的，正值壮年的形象。

而今，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老式西装，上面沾满了油渍，有好多处破烂的豁口，甚至领子因破损得太严重，只好用绿布条镶了上去，一脸的胡茬子，大多已灰白，明显是老境颓唐。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发，浓密而灰白，长及肩膀。

杨道璋说，这头发就是个信号。近来负责盯他的人盯得特别紧，因为他们明白，杨道璋的头发又留长了，还不剪，就意味着他又准备要进京反映问题了。

分配了工作，却没能上得了班

杨道璋，1951年2月生人，湖北荆门人，系69届湖北沙洋师范学校毕业生。

他的事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分配工作后，去单位报到了，却莫名其妙地一直没能上得了班，而拒绝他上班的理由，在他看来却都不值一驳。

要说复杂，这事也复杂得不可想象。夫妇俩成了荆门市有名的老上访户，一访整整20年。其间，他们上过多少次北京、找过多少次各级政府部门、堵过多少位领导，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20年来，他们家由家境尚好到一贫如洗，其中的种种酸楚和苦痛，只有历经漫长上访路的老夫妇自己心里最清楚。

然而，20年来，政府工作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却依然没人能说得清楚，或者没人愿意说清楚，20年前，究竟为什么在他报到后没能让他上班。即使在2005年，当地对他的上访问题做出结论，决定对他补工资、买房子、办退养，但也没能给他一个透彻而正式的结论，仅是含糊的一句“既有组织原因，更有个人原因”。

但在杨道璋看来，个人原因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因为组织原因。这些年，他不停地找组织，组织又总不给说法，一茬一茬人换过去，慢慢地，一些新上任的领导看到他就头痛，毕竟20年过去了，有几个人愿意关心他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事情要从1990年说起。1990年，湖北省对“文革”期间未能分配工作的有学历群体落实政策，分配工作，杨道璋也名列其中。1969年毕业时，因处于“文革”时期，当时他未能分配工作，回了老家。

1990年5月，荆门市人事局为杨道璋办理了落实政策的审批手续，并将杨道璋的介绍信开到荆门市东宝区劳动人事局，同时注明“分配到白庙街办企管会（乡镇企业管理委员会的简称――记者注），月工资82元”，东宝区劳动人事局又把介绍信开到白庙街道办事处，也作了跟上面一样的注明。

杨道璋拿着介绍信去了白庙街道办事处。途中，他为了让妻子代成玉看看介绍信的样子，特地复印了两张，不曾想，这两张介绍信复印件竟成了他此后上访的主要依据。

他把介绍信交给了白庙街道办事处一位姓王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的意见是安排他到农业办公室工作，然而，分管人事的领导却不同意这样安排。他只好再去找街道办负责人，这次负责人让他去找乡镇企业管理委员会，但企管会的人却对他说，他必须先把革集石膏矿上的账算清楚再说。

杨道璋报到前，在街道办下属的乡镇企业革集石膏矿从事销售工作。当时不知从哪传来风言风语，说他有经济问题。杨道璋急于维护自己的名誉，又盼着正式上班，于是催着企管会去石膏矿结账。

然而，奇怪的是，企管会却一直拖着不肯安排结账。无奈之下，杨道璋只好天天催，但这一拖，还是拖到了1991年4月6日。算账的结果是，杨没有经济问题，反而是石膏矿还得发给他3000多元。

结账后，革集石膏矿出具了一份名为《关于杨道璋同志结账处理意见》的证明书，证明他没有经济问题。上面的结算时间写的是1988年4月1日到1991年3月31日。但杨道璋说，实际时段应该是1987年到1990年。隐隐觉得不妥的他，要求予以更正，但原件已经拿走了。在复印件上，他要会计汪昌海作出修改和说明，但他还是放心不下，又让革集石膏矿时任矿长周志发等人签名作证。

果然，算完账后，杨道璋再次去找街道办。街道办却说，1990年和1991年，革集石膏矿给你发了工资，又从来没在我们这边上过班，这属于自动离职。

杨道璋觉得莫名其妙，自己天天急着想上班，你们不让我上。自从报到后，我既没在石膏矿上班，又没在石膏矿领工资，何来自动离职一说？但他没料到，这个问题，竟然也能纠缠他十几年。

在这个纠缠过程中，他已隐隐感觉到，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时刻与自己为难，目的就是让他上不成班。

结完账，他再去找街道办，街道办说手续没办齐，让他补手续，但人事局说手续齐了，让他再去找白庙街道办，双方各执一词，杨道璋夹在中间，反复跑，没有结果。

无奈，他只好到省人事厅上访，然后回来再找荆门市人事局，但一直没有结果。那两年，他奔波在来回找省厅、市局和街道办的路上。

上访多年后，杨道璋获得过一份自己的《干部介绍信》，在备注栏里写着“请将杨道璋干部介绍信开转白庙街办企管会”，落款日期是1990年5月14日，签字人为安朝湘。安朝湘时任白庙街道办事处组织委员。

杨道璋这才明白，自己不是没分配工作，而是分配了，就在企管会。但是，区调查组调查到当时任企管会主任的张以山时，张却说，当时是口头通知杨道璋去革集石膏矿上班。

杨道璋说，这纯粹是瞎扯，自己本来就在革集石膏矿上班，“这还能叫落实政策？”就算是让他去石膏矿上班，怎么又没有介绍信？“这根本说不过去。”

有人悄悄给他“指路”

从年近不惑到年近花甲，整整20年的上访，悲哀的是，与其他很多上访者一样，杨道璋夫妇要为证明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实而耗费年华。

“就像要我们去证明1加1等于2一样，总在纠缠一些小事，让我们跑断腿”，杨道璋说。

比如他们上访偶有结果时，上面组织调查组来调查，白庙街道办却始终强调安排杨道璋在革集石膏矿上班，且“当时石膏矿矿长证实杨落实政策后仍从事以前的销售工作”。

这位矿长姓官，他出具证明称：“1990－1991年期间，本人在荆门市革集石膏矿任矿长。杨道璋同志在此期间在此矿上班，负责销售工作。落实政策后仍在矿从事以前的工作。”官的另一份证明说：“我在1992年元月调走时，杨道璋还在矿上班。”

杨道璋和代成玉非常气愤，他们认为官是在作伪证。“他只在1990年当了几个月的矿长，……他1991年当矿长，工资表上怎么没他的名字？”代成玉说，事实上，从1991年1月3日开始，石膏矿就是由周志发担任矿长。

原革集石膏矿会计汪昌海2005年出具的书面证明，也证明杨的工资结算就到1990年3月31日停止。后来革集石膏矿“一直未安排杨的工资和工作”。这份证明上，时任矿长的周志发写下了“情况属实”的字样并签了名。

原革集石膏矿职工马正权、冯承贵等也纷纷出具书面证明，证明杨道璋1990年“落实政策后”未在原革集石膏矿上班。

杨道璋说，调查组对革集石膏矿工资档案原始凭证进行过彻查，也没找到他在1990年4月后发放工资的证明。

1992年4月，又有过一次莫名其妙的借调。杨道璋突然接到通知，他被借调到江陵师范学校校办企业油毡厂工作。这次借调的奇怪之处在于，江陵县属于荆州市，作为落实政策后分配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竟然被跨地市借调。更为奇怪的是，杨道璋去了以后，却发现这个油毡厂厂房倒塌已久，根本不能生产，已经被当地设为砖瓦厂。杨道璋无奈之下，只好拍下照片，“留此存照”回到荆门。

此后，他和妻子开始了漫长的上访历程。家境渐渐由小康到一贫如洗，再到债台高筑，人由壮年到头发灰白，“上班疑案”一直却没有进展。

这期间，他的财政工资却仍在发放，只是没发到他手里而已。荆门市人事局1990年11月14日79号文件显示，他的“月基础职务工资定为89元”，而1993年荆门市白庙街道办事处劳动人事办公室的一份证明显示，杨道璋“月基础职务工资为壹佰贰拾贰元”。他的人事档案也存于该办公室。

杨道璋说，一直到1996年，他的工资仍在他的名下发放。

2001年，荆门市进行区划改革，原属东宝区的白庙街道办事处划归掇刀区。在这过程中，杨道璋的档案却离奇失踪了，掇刀区找不到，东宝区也找不着，杨道璋如同遭遇雷殛。这么多年的上访，凭借的就是档案还在。现在档案没了，十余年的上访路就如同做了梦一样，到头皆是虚幻。

更可怕的是，这次区划改革后，不仅档案没了，街道办办理户口的人员也不肯为他读高中的女儿办身份证。没身份证，女儿没法高考。

又是持续两年的上访，2003年，东宝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档案室里，寻找过多次的杨道璋的档案竟然又再次神秘出现。

也就在这段上访过程中，杨道璋说，某天，他在荆门市委大门口，有个人经过他身边，看四周无人，偷偷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去查查李舒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李舒平分房享受的优惠让人怀疑

李舒平何许人也？杨道璋此前不曾关注。但按指点查下来，他此后的上访重点，变成了指控李舒平顶替他的位置。

在掇刀区白庙街道办事处2005年的一份文件中，对李舒平是这样介绍的：“男，现年37岁，1987年10月至1992年6月李先后在荆门市物资储运公司、白庙精细化工厂任司机，1992年7月至1996年7月在白庙企管会任司机（1993年8月）招工；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在白庙街办任司机；2000年至2002年先后任街办经贸办主任、副主任；2003年元月调入街办劳动保障事务所任所长”。

据了解，经贸办即由企管会改名而来。

李舒平的工作简历，确实与杨道璋有重合点，1990年杨道璋也被分配至白庙街道办企管会，却一直未能上班。

调查过程中，杨道璋获得了一些材料，包括李舒平1993年的招工登记表，1996年的任职通知，1997年的《核编准增通知单》和1999年的《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以上日期均为表上所填写日期）。

这些材料显示出了许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招工表与《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字体完全不一样，很可能不是同一人填写；其次，不同的材料上显示李舒平参加工作的时间和工作履历也不一样，比如，2005年的调查结论说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他在白庙街办任司机，但录干表上显示，他在1996年后担任白庙工业联合公司副经理，而在1997年的《核编准增通知单》上，原所在单位一栏却写着“区建安公司”。

更为奇怪的是，招工表和录干表上，李舒平父亲的名字也不一致，一为“李家元”，一为“李永元”。

李舒平现在的身份是白庙街道办劳动保障事务所所长。

杨道璋据此认为：“李舒平的身份为农民，是在代替我的位置上班一年多才补了一个空挂假招工手续”。

他的一个有力证据是，1999年，东宝区进行房改的时候，分了一批房子，当时只有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才享受房改优惠政策。其他人即使属于事业编制，也需出市场价购买。

而白庙街办的文件也显示，李舒平身份为工人，白庙街道办信访负责人王燕华说，李舒平是事业编制。但李舒平却在这次房改中享受到了房改优惠政策，杨道璋认为，只有顶替自己的资格才有可能。

对于李舒平顶替杨道璋身份买房的说法，白庙街道办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也说，他认为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当时即使是全额事业编制的，也是按市场价购买，不享受房改优惠政策。

杨道璋开始举报：“白庙街道办事处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用没招工招干的农民代替文革师范生的位置当官。”

补发工资、解决住房、作退养处理，但事情并未结束

上访十几年后，杨道璋一家已经沦落到了悲苦境地。外债借了数十万，代成玉又一身是病。没有房子，只好搭几个棚子容身。后来棚子成了危棚，他就搬到了白庙街道办的办公楼，被街道办安排住在一间门面房内。

到了后来，他们连坐车的钱都没了，上访要走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走到要上访的部门，候着领导。走得远的时候，每天要走几十公里。

女儿上学，学费和生活费也一直是东拼西凑，实在没钱的时候，一个馒头就是她全天的食物。

伴随的还有屈辱。2003年，当地晚报刊登一篇《一贫困生7000元费用一笔勾销》的文章，正是以他们女儿为报道对象的。文章的通讯员是女儿的班主任，文章说她“自幼失去父母（父亲因车祸身亡，母亲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由其姨母收养。”

2005年，杨道璋一家终于赢得了翻身仗。这年4月，白庙街道办发出7号文件，决定对他的问题作出如下处理：

一是据实补发杨道璋1990年4月至1992年3月落实政策到企管会期间及1993年4月至2003年3月未工作期间的工资；二是把他的身份定为事业干部，将他作为事业单位退养人员处理；三是负责为杨道璋落实房源。

这一处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杨道璋多年上访的诉求。虽然他对历史问题仍然没能说清楚很不满意，但毕竟结果是好的。

然而接下来，他却无法认同定出的工资标准，也坚持要回分给李舒平的房子。这之后，他们又开始了长达5年的上访，这次上访的焦点变成了两个，一是工资标准，二是到底该补偿哪套房子。

杨道璋说，对于工资标准，他认为少算了很多，对于住房问题，有领导也曾口头承诺收回李舒平原先分配的房子，再分配给他。有领导人不仅答应收回房子分给他，甚至还让白庙街道办信访人员王燕华带他实地去看房子。

王继华证实，确实带杨道璋看过李舒平分的那套房子。“当时领导找他来谈情况，领导让我带去看看”，“也不知道领导是什么意思”。

但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认为，杨道璋要回李舒平原先分配的房子的要求，明显是偏执的表现，因为这套房子已经卖了几轮了，杨道璋要房子的举动，就像要把泼出去的水再收回来。

然而，杨道璋坚持认为：“我的要求都是合理要求，并不过分。”他说，上访二十年，他已经快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也实在不愿意再上访了，“如果我没有遭遇这些黑幕，如果不是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我又怎么会去上访，政府部门又何需花这么多钱，防止我上访？”

多个部门拒绝作出回应

2010年5月21日，记者前往湖北荆门就杨道璋工作问题进行采访，在采访政府部门时，虽辗转多个部门，却少有人愿意作出回应。即使有人说上两句，也强调现在问题的焦点是工资标准和房源问题，前面的历史不再争议。

李舒平拒绝接受采访，说上头已有结论，让记者去找掇刀区纪委和组织部。

知情人士透露，掇刀区区委老干部局局长郑忠富专门负责调查处理杨道璋的问题，最了解情况。5月21日上午，记者在掇刀区政府办公楼5楼找到郑忠富，他却说：“我不了解，我完全不了解。”并要记者去找信访局或人事局。

郑忠富告诉记者，人事局贾局长最了解情况，他就在三楼办公。

然而，记者到了人事局后，却被告知贾局长已多年未到局里上班。

记者又给掇刀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克英打电话。她表示自己正出差在外，对于杨道璋举报李舒平顶替的问题，她说：“纪委参加过调查，不存在顶替的问题，可以看档案。”

她建议记者找郑忠富，记者回应“郑忠富说完全不了解此事”。李克英在电话中说：“他怎么会不清楚？他对这个事最清楚。”

记者再次去找郑忠富，但他已离开办公室。拨通他的手机，郑仍然坚称不了解情况，让记者去找信访局。

然而，戏剧性的是，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得知记者来意后，马上表示：“我们有具体包上访户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请跟郑忠富联系，他是老干部局的局长，他最清楚情况”。

阳玉峰让掇刀区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联系郑忠富，但郑忠富仍不愿接受采访。

5月21日下午，记者联系到掇刀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事局局长、编办主任滕明欣，她回应说安排副主任许云华接受采访，记者见到许云华后，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他也强调郑忠富最了解情况，但他与郑忠富通完电话后，却让记者找白庙街道办党委书记赵正旺采访，并说已经作了安排。

当记者打通赵正旺的电话后，赵却说正在鄂州，并说组织上并没有安排他接受采访。

此后，记者又多次联系郑忠富，但他始终未接受记者采访，也未对杨道璋的问题和是否存在顶替情况作出解释。

对于杨道璋的问题，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说：“我们的维稳成本是很大的，在杨道璋身上，这几年，保守地估算，花在他身上的人力、物力、财力加起来有几十万。”

采访像上访

从年近不惑到年近花甲，整整20年，与其他很多上访者一样，杨道璋夫妇要为证明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实而耗费年华。

记者问，这样做值得吗？杨道璋的妻子代成玉老泪纵横：“不是我们想上访，是逼得没有办法，到了后面，没有其他出路了，只能一条道走到底。”

有些人说上访的人偏执，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就认为杨道璋很偏执，并举例证明杨“思想的偏执程度”。但杨道璋说：“不是我们想偏执，不也是被逼成这样的吗？”

20年来，这对夫妇上访的那些部门，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不少人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看到他们俩避之唯恐不及。有些人被他们堵了个正着，不是借口要开会就是外出，要不就是找别的理由把他们打发走，或者告诉他们“明天再来”。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20年晃晃悠悠就过去了。

查清和解决一个问题真的那么难吗？需要上访者和政府耗费那么巨大的成本吗？这里面，究竟有一种什么机制，或者什么样看不见的手在起着作用？

5月21日，荆门市风狂雨骤，当记者在荆门市掇刀区和白庙街道办多个部门寻求采访的时候，辗转由一个部门引向另一个部门。跑了一整天，去了近10个单位，联系了包括掇刀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老干局局长、人事局局长及副局长、信访局副局长、白庙街道办书记及副书记后，却一直未能获得明确的解释。对于掇刀区声称调查过，杨道璋上班一事不存在顶替的情况，也未能得到任何证据证实。至于那些疑点，更无人作出解释。

这次采访多少看起来有点像上访，记者因此也深刻地领悟到了“老上访户”究竟是怎么炼成的。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