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哈佛经济学家拉里・凯茨在描述美国的经济结构问题时提出了这样一个比喻：“把美国经济想象成一幢公寓楼，一个世纪前―――甚至30年前―――它还是令人妒忌的东西。但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发生了巨变。顶层的豪华公寓变得越来越大。中间的公寓变得越来越拥挤，底层人满为患。更糟糕的是，连电梯都坏掉了。这一点是最最令人沮丧的。”

    90%的美国家庭的收入从1973年开始几乎就没有增长，与此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收入却增加了3倍。更糟糕的是收入流动性的减少，这意味着社会中下层的人改善收入状况的机会减少。至于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现状，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

    从技术上说，马克・弗雷曼应该自认为是这个星球上最幸运的人。这名52岁的男子和他的家人住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拥有自己的房子。饿了有吃的；热了有空调；想要查找什么东西时有互联网；在卡拉OK之夜还可以演唱自己喜欢的歌曲。

    然而，有些事情已经开始变质。去年，银行试图收回弗雷曼的房子，虽然他们只拖欠了3个月没有还贷。他们的儿子安迪不久前被排除在母亲的医疗保险之外，在缴了一大笔钱后才重新获得保险。随处可见的被封锁的房屋无不显示着次贷危机的破坏力，与此同时，曾经安宁的社区开始受到毒品交易、枪击事件的侵扰。

    最令人不安的是，弗雷曼一家的现状颇有代表性。弗雷曼和妻子康妮都患有慢性疾病。两人都在当地的卫公理派教会医院工作，他是一名仓库收发货员，她是麻醉技师。两人的年总收入有7万美元，比中等收入美国家庭还要高出1/3。

    从前，这就叫做美国梦。现在，也许该叫做中断的美国梦。弗雷曼每个月的很大一部分收入被用于租借一台机器治疗他的睡眠呼吸暂停症。弗雷曼说，“如果我们失掉工作，只要3个星期就会花光我们所有的积蓄。”他坐在院子里，看着大街，手里拿着一瓶淡啤酒，不时喝上一口。“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努力为退休后存钱，可是只要一两个月没有工资就可能永远失去住房，流落街头。”

    提到美国中产阶级，大多数外国人可能会想到《布雷迪家庭》或《绝望的主妇》，在这些电视剧中，美国人的生活是光鲜舒适的――― 青少年开着跑车去上学，女孩们都是拉拉队员。这也许是位于社会顶层的10%的美国人生活的写照，但其他多数美国家庭像弗雷曼一家一样，甚至更糟。

    弗雷曼家的房子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西北，占地700平方英尺，只需要30秒钟就能参观完。房间里充满了廉价的纪念品。1989年夫妇俩贷款买下这幢房子，当时的价格是5万美元，现在价值7.3万美元。弗雷曼说，“有一段时间，房子的价格涨到了10.5万美元――― 我们以为我们进了天堂。银行的人不停地打来电话，有时一个晚上要接到4、5个兜售家庭改进贷款的电话。他们疯狂得就像毒品贩子。”

    弗雷曼夫妇都是坚定的民主党选民，但现在他们对自己的前景非常不乐观。他家的冰箱上贴了好些有趣的磁铁块，其中一块上面印着文字：“很抱歉我错过了上教堂，我在忙着练习巫术和成为女同性恋。”另一块说：“我本想对你说，‘下地狱吧，’但我自己就在那里工作，又不想天天看到你。”还有一块说，“基督爱你，但我认为你是个混蛋。”马克笑着说，“笑是最好的药物。”

    弗雷曼和其他中产阶级美国人所经历的缓慢经济窒息早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前就已经开始，经济危机只是加剧了普通美国人这些年来一直在承受的“个人衰退”。年收入位于底部90%的家庭从1973年开始收入几乎一直没有增加，经济学家称这一现象为“工资中值停滞”。与此同时，位于顶层1%的富人的收入却翻了3倍。1973年，公司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工资中值的26倍，现在增加到了300多倍。

    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大停滞”是个结构问题――― 意味着它不受商业周期影响。在上次商业扩张期―――2002年1月至2007年12月―――中等美国家庭的收入减少了2000美元。美国人的收入第一次在一个周期结束时比开始时还减少了。更糟糕的是，长期的收入停滞伴随着一个对于美国而言极其反常的现象：收入流动性的减少。

    曾有人说过，“美国对穷人而言是最好的国家。”现在，这已经不再是事实。在今天的美国，要想从低收入者变成中高收入者，机会比在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都要低，甚至英国在某些方面都更具流动性。和霍雷肖・阿尔杰(美国作家，作品多描述穷人艰苦奋斗发家致富)的经典故事正好相反，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你出身贫穷，那么相比欧洲大陆的穷人，你更可能潦倒一生。

    这两种根深蒂固的趋势加上第三种―――激化的社会不均现象―――导致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忍受停滞的收入增长是一回事，认识到逃脱无门的绝望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目睹幸运的少数人变得越来越穷奢极欲的时候。“是谁杀死了美国梦？”某次左翼抗议集会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而保守的茶党示威者高喊：“夺回美国。”(茶党是美国新兴政治团体，代表的是下层保守派利益，主要分布在美国南方和中部的农业州，反对大政府、反对未经同意随意加税的群体。名字来源于引发美国独立革命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代表一种造反精神。)

    统计数据只能揭示问题的小部分。著名的哈佛经济学家拉里・凯茨提出了最令人信服的类比：“把美国经济想象成一幢公寓楼，”这位轻言细语的教授说，“一个世纪前―――甚至30年前――― 它还是令人妒忌的东西。但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发生了巨变。顶层的豪华公寓变得越来越大。中间的公寓变得越来越拥挤，底层人满为患。更糟糕的是，连电梯都坏掉了。这一点是最最令人沮丧的。”

    难怪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告诉民调访问员，他们预计他们子女的生活将比他们的更糟。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30年被认为是美国中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正如约翰・F・肯尼迪所说：“上升的大潮抬起了多数船只。”个人收入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 每一代人的收入相比上一代几乎翻了一番。

    虽然造就黄金时代的一大因素是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但即使没有高中文凭，人们也能养家糊口。像她的丈夫一样，康妮・弗雷曼在明尼苏达州北部靠近加拿大的一个工人家庭长大。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她的父亲14岁就离开学校，一生在铁矿工作。在退休前，他的工资达到每小时1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0美元。

    30年后，康妮每小时工资只有17美元，而她的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她父亲―――中学毕业后还接受了一年的职业培训。生活节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小时候，每天晚上一家人都会一起吃晚餐，”康妮说，她带着中西部口音，元音被刻意拖长“现在这样的机会非常罕见。”

    康妮的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她那受教育不多的父亲靠一份薪水就养活了一家人，还送了两个孩子读大学。而康妮和马克两人都要外出工作，两份薪水勉强够支撑一个家庭的开销。他们20岁的儿子安迪患有严重的自闭症，他在当地社区大学学习戏剧，学费还是明尼苏达州政府支付的。

    严格地讲，康妮的家庭共有4份收入。“安迪两岁时，有人建议我买一台卡拉O K机，有些自闭症患儿对它有反应。”马克指着一台古老的机器说，“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卡拉O K生意。每周三晚上，这台机器带给我100美元的收入。周六我还要去当地一家卖酒的商店工作。我们需要4份工作才能保持这个家的运转。”

    在多数经济学家看来，上述一切都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他们对诊断结果是赞同的，分歧出在原因上。很多左派经济学家指责全球化导致了“大停滞”。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崛起削弱了美国人的工资，导致美国的不熟练、半熟练甚至熟练工人失业。目前，在美国就业市场中，制造业提供的职位仅占12%。30年前，普通底特律汽车厂工人过着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享受医保，还有一份优厚的退休金。现在，这样的工人住在深圳。

    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指责新技术爆炸，大部分简单重复的工作被电脑取代。想象过去为老板煮咖啡，记录老板口述的办公室助理。现在她的功能已经被黑莓手机所取代。还有那些后勤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被外包到了其他收入均较低的国家。

    还有一些人，比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症结在于政治，尤其是罗纳德・里根1980年上台后推行的保守政策。它们加剧了工会的衰落，导致美国税收体制倒退，抹杀了所有进步的税收政策。

    现在，只有不到1/10的美国私人企业工人属于工会。欧洲和加拿大人同样要承受全球化和技术浪潮的冲击，但他们大多数人属于工会，而且他们的医疗保险由国家支付。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家庭破产因重病或意外事故导致。

    这些观点相互竞争，但并不矛盾。夸夸其谈某个现象和切身体会完全不同。像弗雷曼家一样，米勒一家是最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家所在街道被长长的商业路包围，路边遍布一元商店和快餐厅，在美国到处都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只有闷热的气候暗示这是在弗吉尼亚境内，到了美国南方。

    弗吉尼亚州佛尔斯丘奇其实是华盛顿特区的郊区。政府的无限制扩张造就了波托马克河两边的常青产业，这里的公司大多和安保、国防、政府服务、政治游说有关。谢琳・米勒家的墙上挂着一张模糊的照片，凝固了谢琳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交谈的瞬间，照片是在庆祝《公平工资法》颁布的白宫庆典上拍摄的。

    42岁的谢琳作为弗吉尼亚8000多名个人护理助手―――上门看护老人和残疾人的专业人士―――的代表和其他几十人一起见证了法案的签署。但是，与总统的短暂见面除了这张照片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好处。那次庆典之后，她的收入不断减少。去年她的月收入为1500美元，现在只有900美元。自经济危机以来，像其他州长一样，弗吉尼亚州的C EO鲍勃・麦克唐纳也开始无情地削减政府预算。

    虽然房子面积相当于弗雷曼家的两倍，谢琳的家感觉却更拥挤。除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孙子和她的丈夫之外，谢琳还养了一大群宠物。她看护的病人，26岁的脑瘫患者玛丽萨大多数时候也待在她家。

    谢琳体现了很多美国人常见的善良，虽然自己的空闲时间也不多，每周六她还要给一家失踪宠物慈善机构做义工。弗雷曼一家住得比较偏僻，到任何地方都需要开车。而距离谢琳家不到1/4英里的地方就是当地集市，快餐厅、24小时便利店、一元商店等集中于此。虽然地理位置不同，但人的故事却在不断重复。

    谢琳也生长在蓝领阶级家庭。她父亲退休前在俄勒冈州监狱工作，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妹妹，他们的经济状况似乎更糟糕。“猜猜我和他们谁比较亲近？”她笑了笑说，“一个都没有。”

    从技术上说，谢琳家的状况算是比较好的。因为她的丈夫为一家消防安全公司工作，年收入7万美元。米勒一家的日子显然能够撑下去。但他们担心，家里一旦有人患上重病，情况将不再乐观。几年前，谢琳摘除了长在横隔膜上的肿瘤，手术后欠下了1.7万美元的债务。她的丈夫患有慢性椎间盘突出症。虽然米勒家的总收入是美国工资中值的两倍，为了支付汽车贷款，谢琳不得不将一个牙科手术推迟了半年。她也没有时间学习提高自己的技能。谢琳说，“照顾残疾人是个费时的工作，他们永远没有空闲时间。”

    经济学家们对于导致大停滞的原因看法不同，同样的，他们提出的解救办法也各不相同。多数人认为，优质的教育有助提高人们的收入，但是这并没有解决最基本的问题。还有人指出，并非人人都能成为股票交易员、软件工程师或哈佛教授。

    未来的多数工作将是不容易被电脑和外国人所取代的“人际”工作――― 大楼管理员、美容师、家庭看护、庭园美化师，对于这些人，大学文凭是多余的。此外，过去10年，遭受收入停滞打击的大多数美国人是大学毕业生。可见有高等文凭也不能免疫。但是，更好的教育，至少能够增加一个人的就业机会。能不能负担大学学费又是另外一回事。

    谢琳的儿子和儿媳贾斯汀和露丝都只有23岁，不久前才搬回家和父母住。虽然两人都有工作―――贾斯汀为一家浴室改造公司工作，露丝在布料店工作。两人高中成绩都不错，并希望上大学学习海洋生物学，但他们无法承担巨额的学费贷款。

    就在美国人收入停滞的同时，教育花费却增加了。学费贷款额超过2万美元的美国人的数量比14年前几乎增加了一倍。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莫斯很早就开始担心“焦虑的中间层”的增多，他指出，在所有经济大国中，美国劳动力大军中大学生的比例最高。但如果单看25岁至34岁年龄阶段的人，美国甚至无法排进前10位。

    越来越多的年轻美国人对于长期负债的前景望而却步。露丝・米勒解释说，“不仅是对债务的恐惧――― 还意味着推迟4年开始赚钱。”露丝生长在摩门教家庭。让她的公公婆婆吃惊的是，她成功说服贾斯汀也加入了摩门教。在我拜访的时候，两名面无表情、穿同样衬衣、打相同领带的摩门教家访者突然到访，把露丝、贾斯汀和他们两岁的儿子拉到另一个房间说话。谢琳悄悄说：“我真想知道他们到底在那里面说什么？”

    谢琳原来不相信政治，3年前的一件事让她改变了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的马克・沃纳突然联系谢琳，说想要体验她的工作。在目睹了谢琳的工作有多么困难之后，沃纳花6000美元给谢琳的家门口安装了一个户外电梯，方便坐轮椅的玛丽萨进出。这件事在沃纳的竞选活动中被广泛报道，也让谢琳成了沃纳的粉丝。“他可真是个好人，”谢琳回忆说，“我希望能有机会再次见到他。”

    迄今为止，沃纳的民主党只采取了一些有限的应对大停滞的措施。在经济危机前夕，奥巴马在竞选中经常谈到多数美国人遭遇的长期“收入停滞”，并承诺扭转形势。他的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比如提高社区大学预算，启动了广受赞誉的50亿美元的“力争上游”(raceto the top)计划，鼓励各州改善各自的院校和教育。但席卷而来的经济危机让白宫疲于应对。

    经济危机对米勒一家和弗雷曼一家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们首先遭遇了多年的收入停滞，然后又要承受经济衰退的后果。马克・弗雷曼说，“这就像不停地从就要沉没的船里舀水，突然桶被人夺走了。”兜售新贷款的银行电话消失了，法警却找上门来。“前一天，银行还在对你百般巴结，突然态度陡变，对你恨之入骨。”他说着无奈地耸了耸肩。在一名友好的律师的帮助下，他们侥幸逃脱了丧失住房的命运。2008年末，美国银行获得了450亿美元的救援款，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银行还多次丢失弗雷曼的档案，每一次他们都不得再次经历繁琐的上诉过程。

    “我怀疑银行巴不得取消我们的房屋赎回权，因为我们只差一点就能还完贷款了。”费雷曼说，“这样做显然对他们更有利。”最终，弗雷曼夫妇证明他们能够按期偿还贷款。据费雷曼计算，迄今为止，他们已经为房子付出了16.3万美元，房子的原价不到这个数字的1/3。而房子差点就被银行收走，如果那样，16.3万就等于完全打了水漂。在过去3年，美国有超过400万所房屋被银行收回。费雷曼说，“情况变得非常糟，在铜的价格下跌前，人们闯回被收走的房子，剥下电线卖钱。”

    那么，美国梦的未来是什么？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斯受世界银行邀请，就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这个课题，领导一项为期4年的调查。斯宾斯承认他已经感到不详之兆，像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一样，他认为“大停滞”是严重的美国身份危机。

    多年来，这个问题被廉价债务部分掩盖起来。银行不断鼓励中产阶级美国人抵押房子贷款或者动用退休基金，因为他们认为不动产和股票价格永远不会跌下来。这一观点得到了半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认同，这其中不包括斯宾斯。但是，现在，轻易到手的钱变成了沉重的债务。老人不得不推迟退休。大学毕业生不得不搬回家和父母住。

    人们的愤怒导致这个经济问题日益政治化。“对于美国的未来，我有一种痛苦的预感，”斯宾斯说，“当人们失去了乐观情绪，情况会激化。我最担心的是美国会变得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一个极端不均等的社会很可能从民粹主义转变成保守主义，致使理性政府越来越遥远。看看茶党。人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虽然我不赞同他们的解决办法，不可否认的是，多数茶党成员是默默地忍受了长期煎熬的中产阶级美国人。”

    斯宾斯承认，他的说法有些极端、夸大。他承认美国可能依然将保持其傲视全球的技术创新能力。多数经济学家不像斯宾斯那样悲观。但是，在普通美国人中，他的悲观情绪得到了最大回应。“对于美国人而言，对未来满怀悲观是一种全新的情绪，完全不符合美国特色，”斯宾斯说，“但大多数人对自身状况的认识远远超过经济学家。”

    偶尔，弗雷曼夫妇会邀请他们的邻居到他们家聚餐，喝啤酒，吃康妮拿手的家乡菜。康妮和费雷曼体现了最佳美国精神，两人都是社区活跃分子，他们会帮邻居铲雪，志愿参加学校活动，给少年棒球队当教练。

    这样做需要乐观精神。但是，在过去几年里，弗雷曼觉得他的乐观情绪已经耗光了。“大概是在18个月前，我们最终意识到，情况无法改观―――我们不能依靠积蓄退休。”康妮说，“至于安迪，”她提到她那个害羞但极有观察力的儿子说，“他的未来让我害怕。目前的状况对年轻人已经很糟，何况是患有自闭症的孩子？”

    当我问他们，美国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费雷曼看上去很沮丧。“它不是个梦，”他回答，“我很不愿听上去像那些茶党人士，但我确实希望找回我的国家。但我觉得这似乎不太可能。”他让我想到了去世的美国喜剧大师乔治・卡林的名言：“它之所以叫做美国梦，是因为你得睡着了才会相信。”

    据说，安迪小时候，卡拉O K极大地改善了他的病情。我问他是否仍然爱唱歌。费雷曼和康妮的脸上立刻有了光彩，“你该去俱乐部听他演唱。”康妮说，“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安迪走进院子，我问他是否愿意唱一首。他立刻唱起了70年代百老汇舞台剧《梦幻骑士》中的一首歌曲《不可能的梦》。他的演唱完美无瑕，他选择的歌曲又如此地恰当：

    “做不可能的梦，反抗不可击败的敌人，承受无法承受的痛苦，涉足勇者不敢涉足的地方。纠正不可纠正的错误，摘取遥不可及的星星。这是我的追求：追随那颗星，无论多么绝望、无论多么遥远。”

    这是只有在美国才能体会的时刻，当安迪停止演唱，我转身面对费雷曼和康妮。他们突然陷入了罕见的沉默。编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