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费和公共财政投入是跷跷板的两端，学费高了，公共财政的投入自然就可以减少，反之亦然。提高大学学费，为公共财政减负乃至甩包袱，如果又不影响贫困生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真可谓一石二鸟善之善者也。
然而，从网民的反映来看，茅于轼先生的高论并不讨好。为什么穷人总是不能理解自命“为穷人说话”的茅于轼先生的满腔“柔情”？窃以为根本原因是茅于轼先生的“高论”并不出彩，不过是市场强奸教育生出的怪胎。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一个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实践领域，教育不仅关系个体的前途命运，也关系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的安全稳定，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和发展后劲。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文件《21世纪议程》指出：“教育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能力极其重要。”韦尔斯在他的《历史大纲》中说：“人类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一场教育与灾难的较量。”
教育的社会性，决定了教育的公共产品特性。即便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大学教育，也不应当完全由个体自力承担。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并不能真正反映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状况。而社会分配领域的不公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不考虑我国国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巨大差别而主张提高大学学费，在大学教育领域里推行市场化，其实是将分配领域中的不公扩展到大学教育的领域，大量出身贫寒的学子将被剥夺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穷人在饱尝社会分配不公苦果之后，还要以牺牲自己子弟未来发展机会的方式来继承父辈的苦果，将不公代代相传，在不公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不公，违情悖理。
寄望于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制度解决贫困生的接受大学教育，只是茅于轼先生的一厢情愿。奖学金制度的奖优原则，意味着只有出类拔萃的学生才能膺此殊荣，然而学业优秀出类拔萃并不是贫困生的专利。助学贷款只是用未来的钱解当下的急，提高大学学费，势必增加助学贷款的数额。在大学生就业艰难、薪水低、生活成本高昂、还要受到某些地方政府巧立名目从数千到数万的入编费等各种收费勒索的情况下，即便贫困生能接受助学贷款的帮助顺利完成学业并能找到工作，高昂的助学贷款也将成为贫困生身上沉重的大山，甚至会在中国再产生一个特殊人群――学奴！继续提高大学学费，其结果只有一个：大学教育成为有钱人和少数精英贫困生的特权。
表达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但公众人物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前，应当对社会实际情况进行全面而又充分的调研。不考虑中国的特定国情，“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硬将自己的理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来改造社会，只是误导民众，制造混乱，破坏社会的安定和谐。也许，这就是茅于轼先生的“柔情”穷人永远不懂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