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死在医院门前，孕妇死在手术室门口，天价药随处可见，大处方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医疗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的时候，医德也就逐渐成为社会舆论拷问的主角。“医者父母心”，白衣天使的称呼本身就赋予了医生更多的道德责任，可是，当医德沦丧成为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现实时，靠建立医德档案这样形式性的东西来唤回缺失的医德就成为一个无奈的选择。
但是，良好的出发点并不能代表就会有现实的可行性，更不能因此而断言会达到预期目的。建立医德档案实际上是说易行难。
首先，医德考评由谁来考？总不能是医生自评，否则就纯粹是开玩笑。由医院来呢，恐怕也不是很合理，毕竟，在这个考核泛滥的时代，大家都已经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了，再说，医院还是和自己的人近，出于种种考虑，自然也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人人合格，皆大欢喜，考核就走上了极端，无法实现激励奖惩的目的。如此看来，就只剩下由病人来考核这一条路了。但是，在目前医患关系异常紧张的情况下，病人是否能客观地对医生进行考评，答案恐怕也不是很乐观。更何况，当病人控制了对医生的考核权时，说不准就会影响医生正常的看病下药，如果出现医生为了换取病人的一声满意而盲目应和病人的情况，那无异是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其次，医德考评如何来考？医德毕竟不是一眼可以看出来的东西，不同于诊断疑难杂症，更不是给病人按方抓药。要考核医德，是在每个医生的头顶都按一个监控器，全程录下医生的行医过程，根据其言行给医生的医德打分，还是给病人发一张意见表，让每一个来看病的患者根据“优秀、合格、不及格”的标准给自己的主治医生打分？靠外在的形式性的东西来考核医生内心的医德，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其准确性更是会大打折扣。
再次，如何避免医德考核的消极因素。医生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职业，从医者不仅要有崇高的医德更要有高超的医术，毕竟，医术的高低才会直接影响病人的治疗效果。有医术并不代表有医德，同样的道理，有医德也不代表有医术，当我们过分强调医德，甚至把医德上升到了可以直接决定医生自身经济利益得失的高度的时候，是否会引发医生过分地钻营一些可以展现医德的形象工程，比如什么微笑服务活动、百问不厌活动之类的，而忽视了对医术的钻研。从长期来看，这对于患者也并非是件好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医德考评，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意义，它更多地是表现出一种警示作用，是对医生从业道德的提醒。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克服医德考核的消极一面，发挥它的最大作用，不要让它流于形式，成了一场游戏一场梦。不然，游戏结束了，梦醒了，公众依然要面对医院那张冰冷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