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负责人、环保官员乃至负有领导责任的行政长官因环保不力被追究责任，按说也算不上什么新闻；而分列山西全省县域经济前两名的河津市和孝义市被取消评优资格，倒是显出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新意。所“新”何处？新就新在这已不再是对个别责任人的处分，而是对环保不力的一种“整体性否定”。被取消评优资格，意味着这个县所有官员的利益都要受到或大或小的损失，该县在上级政府眼中的整体形象也会因此受到损害。它或许能成为一种导向，能启动一种类似于“羊群效应”的机制：使所有官员都更加重视环保工作。
关于环保的正面报道过去并不少。例如在2006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广东两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却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9％和1．1％；媒体记者在苏南调查时发现一个新动向，各级干部谈环保超过了谈招商，“环保优先”的理念初现雏形。依笔者看来，无论是污染物排放量降低，还是思想上的“环保优先”，其实离根本上解决我国环保问题还很遥远。
中国这么大，在环保上要做到中央一声号令各省市整齐划一行动实在不易，而空气、河水毕竟是流动的，环境污染无法划分省界、市界，即使某个省市真正实现了污染物排放量下降而且是可持续的下降，也不能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更何况一个省市、地区，环保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问题非常复杂。环保涉及的却是切身利益，如果利益导致的力量朝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要么二力抵消而就那么“拧”着，要么重视环保的力量虽然胜出，但也已在“拧”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中，GDP崇拜和环保可以说就是典型的二力抵消，仅仅从思想认识上解决环保优先GDP，根本无法解决实践上、操作上的问题，甚至最终只能流于空谈和自欺。
笔者之所以看好山西省的做法，主要看重的是其对环保不力的“整体性否定”。就环保而言，“整体性”无疑是一个基本思路甚至是重要出路：其一，既然一个省能对位列全省县域经济之首的县进行评优资格的否定，那么，中央也可以对一个省、市进行同样的否定。仅仅否定评优资格或许还远远不够，而否定“乌纱帽”或许会更有效。其二，应当对不利于环保的体制性障碍中的所有因素进行否定，例如下决心改变以GDP论英雄的官员考核制度；其三，既然赋予地方环保部门整治高污染的地方企业或地方项目的责任，那么中央对中央直属企业或全国性项目造成的环境破坏，当然也不应手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