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层面、不同认知水平的人，看问题是有很大的“视觉级差”的。茅于轼先生的“富人穷人”说、“大学学费提高”说，都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视觉级差”。“视觉级差”是我新近“发明”的语词，通俗地说，就是有人看见脑袋，有人看见胸脯，有人看见大腿，有人则看见脚脖子；就像对电视片《大国崛起》，普通公众看到的是“原来人家这么精彩”，而智识阶层看到的是普世价值软实力的没有涉及。大家看到的不同侧面，都是真实的，这不像瞎子摸象，但是“视觉级差”里的认知者，通常都拿局部真实来替代全部真实，谬误从此产生。

    同是经济学家，张维迎和茅于轼都赞成提高大学学费，这就是“学家”眼中的视觉对象；而普通老百姓特别是网友一片反对声，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对象、另一种结果。同样，茅先生所见的我国高校穷学生的比例，“只占”到10% 20%，他显然是看见一个“少”字，而我却看见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贫穷学生占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太多了，太可怕了，赶紧用上“穷人的教育学”都难以对付这么庞大的群体。这也是不同的“视觉级差”。

    我国的学费已经不低了，但“视觉级差”中的茅先生看到的却是“不高”。而少收少补也好，多收多补也罢，不管是哪种方法，都是对学费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方式、一种路径。不同的路径，所要抵达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帮助贫困学生能上得起学。所以茅先生的理论本质也是良性的，绝非劫穷济富，不应该受到那么多的谩骂。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努力消除“视觉级差”，看到事物的“全身”，找到可操作性强的恰当路径。

    哈佛大学的做法，可能是我们借鉴的一个重要坐标系。为了帮助寒门子弟“减负”，哈佛在去年12月10日宣布，出台新的财政计划，大幅减少学费，幅度从数千到上万美元不等（《报刊文摘》2007年12月17日报道）。过高的学杂费，已经让美国一些贫寒子弟望而却步了。根据新规定，年收入在12万到18万美元之间的家庭，学生支付的学费仅为年收入的10%；6至12万的，拿出低于10%的收入用作学费即可；而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家庭，则免除学生所有学杂费。这总体上就是直接减免、分类对待，而不是“先交后补”，这与我们茅先生的设想是不同的方向与路径。

    茅先生“先交后补”、“多收多补”的构想，须有很多的外设条件，才有望“兑换”成现实。比如，大学环境是法治的，资源配置是公平的，教育体制是非官场化的，而我们难就难在这些方面。在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地方，资源配置多一道环节，流失就多一分可能。美国是法治很健全的国家，要说哈佛采用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式，必定会公平得多，但他们也没有采用，而是来直接的减免。

    我们要进行“先交后补”，必然就产生双重难度：“先交”高学费，这是第一重难度，这对许多贫困家庭来说就已经难于上青天了，要借、要讨、要贷、要欠、要慈善救助，哪个都是难事；“后补”同样不容易，因为我们的高校早已严重官场化，官场对资源向来是“利己化”配置，高收入得来的学费，第一要务就是用于建楼房发奖金之类，极难保证拿出更多的钱来直接补助贫困生；一两所学校、在一两个开明领导手上，完全可能做得到，但全国那么多高校、那么多官员化的领导，天晓得他们会怎么着。要监督督促他们对贫困生进行“十全大补”，不知道要化上多大的成本。

    所以，如今征收高学费，最后的受益者很大可能就不是贫困生，反而乐坏高校的“高官”。提高电费的情形也一样，本来就垄断、准垄断经营的电力系统，电费已经不低了，再提价再增收之后，最“方便”的结果就是“自肥”。“视觉级差”中的权力方，看到的对象大抵就是这“自肥”的“好处”；所以他们听了茅于轼先生的建议，恐怕早就三把钥匙挂胸口――开心开心再开心了。理论与现实总是有很大差距的，三十年之后适合的方法，今天可能就不适用，因为我们还没有抵达“三十年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