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称中国教育投入出现“拐点”，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诸多积弊导致的某种必然，倘若不“拐”，恐怕才是咄咄怪事。

    其一，“科教兴国战略”虽已提出很久，但家庭至今依然是教育投入的不二主体。让分散的“小农经济”自发地支撑起宏观的国民教育体制，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首先这意味着教育花费的绝对金额太高，尤其是对多半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从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连绵“战线”的多个阶段，难免会耗尽家庭的全部积蓄，甚至需要举家负债方能勉强维持。2006年零点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家庭教育花费已接近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村家庭每年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花费连续两年增长率超过20%，城乡贫困人群中有40%－50%的人说“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

    对此，政府虽然连年加大教育投入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中小学收费的确呈下降趋势，农村义务教育也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的范围，一定意义上缓解了个体家庭的经济压力，相比需求而言，仍是远远不够。

    其次，从1994年至今，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猛涨了约20倍，而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不到4倍，学费涨幅远远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学费上涨的直接后果，是普遍加大了大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与教育经费高速攀升相比，多数家庭的收入无疑陷入了负增长，这就使得作为教育投入主体的它们，完全丧失了继续支撑的能力――在2005年“两会”上，青海省人大代表程苏说，“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以上的纯收入”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笔者试问，如此的家庭收入，该如何抹平与教育投入之间的“天堑鸿沟”呢？在此窘境之下，茅以升、张维迎等经济学家遭人百般诟病的“学校劫富济贫说”纷纷出炉。微观“动手脚”折射出的正是宏观疲软，于事终究是无补。近期以来，“分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呼声愈来愈烈，某种意义上而言，无疑也是家庭因教育投入而呈现“赤贫化”的表征之一。

    其二，如果说家庭收入的不足，甚至对比之下的负增长，已经使其丧失了继续支撑的经济实力，而日益呈现出的就业问题，则进一步摧毁了家庭进行教育投入的信心。从2001年到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0%左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透露：“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随着就业难的加剧，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也一降再降。在此背景之下，许多人选择了提高学历以增加就业砝码，“考研热潮”泛起，旋即却发现：教育花费的成本无疑在继续加大，然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提高学历，本以为加重了就业砝码，但仍然事与愿违，“计划没有赶上变化”。去年，某教育部官员曾斥责对与就业截然脱钩的“扩招”报以质疑者，称其说法是“新读书无用论”，可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是：如果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在作为教育投入主体的家庭纷纷丧失信心、“撂挑子”的情况下，最终只能如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所言“高校将面临破产”。

    针对以上两点，我们要预防教育投入的“拐点”，首先需要政府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际支撑者，让家庭解放出来，至少不再“孤军奋战”。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将由去年的1076亿元增加到1562亿元”。报告中关于“教育投入”的承诺令人振奋。但要打消人们的顾虑，仅增加投入还不够，需要做的还很多，如使教育资源更加公平，使高校育人方向与市场更加接轨，使就业渠道更加畅通等。因此，政府在加大教育经费的同时，还必须切实改善毕业生的就业环境，使得他们学有所用，至少不能“毕业的终点就是失业的起点”。总之，教育投入的“拐点”，也是解决教育积弊的“契机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