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71疫情曝光不久,随后传出了即将蔓延的消息,旋即有关部门站出来煞有介事地辟谣,但事态的发展似乎比“谣言”更严重:据官方5月2日发布的消息,阜阳一市的EV71感染病例数,已激增至3736例。而广东、河南、湖北、陕西、浙江以等地区,也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疫情。这一切似乎还只是序曲,专家们称“六七月份才是EV71的高发季节”。
在此背景之下,卫生部成立手足口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划定职责、明确分工,摆出了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我们自然不难理解,甚至视之为“受命于危难之中”的“义举”也能说得通。但是,一个防控工作小组的出现,并不能使我们感到远离灾难的轻松,面对着一个个死于非命的幼儿,我们更没有鼓掌的勇气。
医疗事业积弊重重,这已是公开的“秘密”,陈竺先生连任卫生部长之时,于记者发布会上曾如是自勉道:“准备再挨骂20年”。听着惊世的“豪言壮语”,看着忽忽悠悠的医改“太极拳”,公众实在不知道:所谓医疗改革,究竟是我们改革了医疗――使其更加公平、合理地履行公共卫生职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还是医疗改革了我们――使得我们日渐疲于关注、疲于言说,默认回到了“生死安于天命”的远古时代?
亟待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这被我们视作从SARS危机中汲取的基本教训。或许一次教训是不够深刻的,所以EV71病毒也来“捧场”了。姑且不论在这又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各地卫生部门至今的反应是否够快、够灵敏,或者追问于几年之后历史重演的今天――我们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又是否更加健全,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反思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亦即有多少问题原本就不必动用应急机制?非常态的它,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作用究竟几何?
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也是一个公众心知肚明的问题。毋庸讳言,之所以频繁地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千疮百孔的医疗体制难辞其咎。冷观“准备再挨骂20年”的可怕医改,如果说它在增进本国卫生事业的公共性方面有什么“贡献”之处的话,首当其冲者,即是导演了层出不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公共卫生不公共、医疗改革不改革的结出的“恶之花”,它们为疫情的蔓延提供了比生物环境更为重要的人为因素。
而以此为前提,频繁、被动地启用非常态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固然可以“秀”一番“兢兢业业”的救火姿态,却难以掩盖两个事实真相:其一,医疗体制本身的失语、医疗改革的黔驴技穷。其二,公众生命财产遭遇无形剥夺、国家蒙受巨大损失。
我们相信,即使猖獗如SARS,在卫生部强大的应急阵容面前,EV71也会望而却步,备经SARS考验的国人,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迎接“黑色六七月”。但是,我们也务必认识到:有种病毒比EV71,甚至是比SARS更可怕,它存在于卫生部本身,隐藏于医疗体制的骨髓里,如果不能对它及时清除,临时搭起来的“手足口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不妨改成常设机构好了,以便天天“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