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在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在中国，这样一种局面是一个难以破解的困局。经济学家刘易斯用一个“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说明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农民流入城市，城市现代产业不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致使大批进入城市的无业农民，不能完全被城市产业所吸纳，被阻挡在了现代工业化进程之外，不得不流离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城市对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是“排斥”而不是“同化”，就业歧视、身份歧视导致不公平问题。重庆市外出农民工可异地办第二代身份证，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正逐步纳入实际操作层面，农民工的身份确认也逐渐进入社会化政策层面。
有人形象地说，市场经济就象一列火车，社会保障制度就象铁轨，铁轨铺到哪里，火车才能行进到哪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配套。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我国社会稳定和城镇化进程，而且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障碍因素。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严重滞后以至缺失，事实上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个漏洞和缺憾，它也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亟待改革与完善，没有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中国就谈不上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方面，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的某些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程度上的借鉴。
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动自由，他们不需要暂住证，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工，甚至可以在任何繁华地带支个棚户作为落脚的家。只要你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谋生的门路，没有人管你。由于这样的“利好”政策，印度人自然喜欢从落后地区向较发达地区流动。印度的法律明确规定：1．农民工工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法案》规定的标准。2．农民工从居住地到工作地所花费的路费，雇主应该予以补助，数额不低于交通费的票价。3．雇主应该保证为农民工提供合适、足够的医疗条件，当农民工或他们的家人生病时，应该免费提供治疗。4．假期、工作时间和加班工资以及其他的服务条件，不能低于当地劳力的水平。重庆外出农民工可异地办第二代身份证，固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见证了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事实。然而，较之印度人的做法，我们的权益保障还是低层次的，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不论经济发展的快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始终处于稳定上升的状态。问题在于，城市化不断上升的30年里，各种社会指标未能协调发展。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城市持续发展的趋势也凸显了这些年来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城镇人口越来越多，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越来越明显，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特别是阻碍农民非农就业转变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根深蒂固，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土地制度尾大不掉，导致非农就业不稳定，延缓了传统经济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化。无论是“离土不离乡”还是“离土又离乡”，流动主要表现在空间形式上的，以职业为基础的农民分化并没有彻底完成。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任何治理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都要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国家主导社会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特点。靠某个部门自身的努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想切实给农民工更多方便，最重要的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当前的工作是要取消户籍，加大城镇化进程，尤其注重中小型城镇的发展。
